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下]学毕业论文(5)
2015-07-03 01:10
导读：文学在灵魂深处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国人的“恨”的国民性。现代作家从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是骨子里他们却又是另一回事。比如，他们对《红楼梦》、
文学在灵魂深处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国人的“恨”的国民性。现代作家从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是骨子里他们却又是另一回事。比如，他们对《红楼梦》、《水浒》、《三国》的崇拜。但是，这几部小说，照我说来是很有的。《红楼梦》写的主要是意淫，男人的白日梦，这里面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多半是变态的，例如对病态美的欣赏问题，林黛玉是病态美的典型，这种审美观带有封建性；《三国》里对权术的热衷也是问题，没有对世事的超越性理解，认为人的权术可以解决天和地间的一切问题，对“公义”、“正义”、“必然”没有什么信念，这是《三国》非常突出的问题；《水浒》对暴力的热衷是明显的，武松杀嫂的描写、李逵活吃人肉的描写等等，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对绝对爱的宗教般的热衷，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中国现代文学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根本上和封建文化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
中国现代文学所坚持的“人的文学观”也存在上述问题，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人的文学观”，很简单，中国人没有抽象大全的观念，从孔子以来就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本思路，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很容易导致中国人对“后中世纪西方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的认同，但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抬高人的思路、重视人的思路，如果没有西方式宗教思想的底蕴，便会成中国文革式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战天斗地”思想，一种把人看成是世界的主宰、世界的立法者、奠基者狂妄心态便会主宰国人，其结果是“人”无论如何狂妄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主宰世界，最终这种狂妄只能发展成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疯狂暴力和压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因此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在进行着急速表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和自己的传统作出应有的斗争，因而也没有真正向世界张开自己的怀抱；一方面是它在现代西方文学技术面前不断地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基础，另一方面是在自己狭隘的传统思想以及民族情绪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倒在了西方技术（例如意识流、荒诞
戏剧等表现手法）的陷阱里，把西方性等同于世界性，对西方性既顶礼膜拜又本能地蔑视拒斥，没有真正地把西方性和世界性区别开来，对着世界性张开自己谦虚的胸怀。由此观之，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上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最根本任务。
［1］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2］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3］周作人：《人的文学》，见《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
［4］钱玄同：《寄陈独秀》，见《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5］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6］不过当时也有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其中较有价值的是黄子平，他在《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中，认为“现代派”概念是“反规范”的，“如果意识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于东西方文化价值标准都发生移易的，意识到现代派文学的‘反规范’倾向，那么，就会感觉到设立一个‘真现代派’的先验规范可能是徒劳的。”黄子平在该文中提醒人们注意：“当人们使用像‘人类’这样高度抽象的字眼时”，一定要格外珍重小心，因为“人类”可能“只是暗含量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欧洲人’的扩大化罢了。”黄子平已经意识到了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的“西方化”可能面临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同时审慎地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这里似乎黄子平流露出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与“西方化”策略的微妙区别。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