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善治理论被引介到国内以来，针对其在(4)
2013-10-25 01:06
导读：3、善治理论模糊处理了善治与官僚制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善治理论要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实现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衔接，就有必
3、善治理论模糊处理了善治与官僚制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善治理论要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实现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衔接，就有必要对善治理论与官僚制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说明。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首先，善治理论产生的时期是官僚制组织形式最为盛行的时期，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转化为现实，就不能不关涉到官僚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其次，善治理论的产生本身是针对官僚制的弊端而做出的回应，要保证回应的有效性，它就有必要阐明善治理论如何能够避免或减少官僚制所带来的弊端；再次，作为一种以层级节制、依法进出、严格考任为特征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织有着许多其他组织形式所没有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它能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它能保证组织行为的制度化、防止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它的规范化的人事任命机制、绩效考核与升迁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止组织成员的腐败现象等方面，善治理论要超越传统就要说明它相对官僚制组织形式下的公共管理的超越之处所在。尽管善治理论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反对或摒弃官僚制，但是，它对官僚制的优点的避而不谈、对要不要继承官僚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含糊其辞，给善治理论在地方公共管理中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法治的看法上，官僚制强调的是对官员的规则化的、标准化的管理，这种标准化的管理可以说正是法治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正是以对政府行为的法制化规定为手段而实现的)，善治虽然也强调法治，但是它做出的只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抽象规定，具体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法治，却没有明确说明。这就必然导致这样的疑问，如果善治理论所说的法治强调的也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不是通过对政府行为的法制化还能通过什么途径呢?如果是通过对政府行为的法制化，对政府行为的法制约束又正是官僚制的优势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到底要不要大力弘扬官僚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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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善治理论所倡导的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多元化的公共物品提供主体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进行组织?是完全抛开官僚制的组织形态，还是继续采用官僚制的组织形态、只是把原来的一个官僚制组织(即政府)分散为政府、企业、社团三个以官僚制为组织形式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如果是分散为三个以官僚制为特征的组织体系来分担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那又会不会造成官僚制弊端的进一步扩延?
再次，从价值追求来看，传统官僚制强调的是政府效率，而善治理论也强调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其问也必然包含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成份)，那么善治理论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来获取政府内部的行政效率呢(毕竟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分散之后政府仍然要承担部分职能)?传统官僚制组织形式在善治公共管理的绩效提升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善治理论对以上难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对这些问题的回避，使得善治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缺少相应的组织基础，-从而显得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基于理论反思的思索代主义的政治及行政哲学主张来看，限制政府权力、消解政府权威的一元地位是它们的基本诉求，因而同样的，限制政府权力、消解政府权威的一元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善治理论的内在逻辑。
这样就必然延伸出一个问题：政府权威究竟应消解到何种程度，政府权威在整个社会权力体系中究竟应处于何种地位?毕竟我们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与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调控是分不开的，消解政府的一元化权威、强调自治和合作治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可能造成社会凝聚力的减弱、离心力的增强，从而引发社会的失序。这样的风险对于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都是无法承受的。这种风险的存在也必然会降低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可接受度和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