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2)
2013-06-01 01:32
导读：早期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费尔斯通的激进观点则是建立在 生物学 的基础上的。费尔斯通在她的《性辩证法》中谈到，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不
早期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费尔斯通的激进观点则是建立在
生物学的基础上的。费尔斯通在她的《性辩证法》中谈到，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生物学中。她认为女性的生殖功能是造成性别分工的主因，而父权制及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性别歧视都建构在性别分工基础之上。因而费尔斯通坚持：生理分工才是征服女性的性政治意识之物质基础。如果说费尔斯通的理论主张因为陷入生物决定论的陷阱而过分夸大了生理因素而有失偏颇，那么她对未来社会蓝图的设想则是走向了极端。因为她认为女权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掌握生育方式，即采用技术手段把女人从她们的生理命运中解放出来。这里，对生育方式的掌握不仅指控制生育，也指以新的、人工的措施完成繁衍人类的任务，如试管婴儿。这意味着“原始的”怀孕方式将成为过去，而男人也可以生孩子了。对此，哈特曼一针见血的予以反驳“过分强调生物学和生育。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生理的性别（生物学的现实）如何变成了社会的性别（一种社会现象）”[75][P209]
2、后期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
后期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同性恋女权主义理论。在早期激进女权主义分离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同性恋女权主义把“姐妹情谊”关系推向了极端。同性恋女权主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发展，幷逐渐形成一套特定的激进理论。在她们看来，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异性恋主义”。当然，她们也因此受到“双重危难”的威胁。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发现她们因身为女性而受到压迫，同时又因为同性恋倾向而受到歧视。因而无论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还是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中都“很不自在”。在前一种情况中，她们不得不面对“对同性恋者的憎恶或者说是对同性恋者的恐惧，而在后一种运动中，她们必须面对大男子主义。”[76][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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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演绎过程中，1970年的《第二年笔记》还没有探讨女性同性恋关系。到1971年发表的《第三年笔记》中，有了第一篇重要的声明：“被女人认同的女人”。这一时期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主要还是为其正名，力求争得一席之地，实际上，仍是一种试图打破父权制文化模式的尝试。她们主张女人成为“被女人自己认同的女人”，“拒绝按照男人的视角被认同的女人”[77][P223]她们的用意是要使充分自信的、独立的女人保持自己的地位，成为“被女人自己认同的女人”,也就意味着拒绝成为“被男人认同的女人”。因而，在她们看来，“女同性恋是男人发明的标签，用于指称任何敢于和他平起平坐的女人，任何敢于向他的特权挑战的女人（包括所有在男人中间起联系作用的女人）以及任何敢于把她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女人” 。[78][P224]他们断言，独立的女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一定是一个同性恋者（尤其是扮演男性角色的女人）。”[79][P224]女同性恋关系外延与内涵的界定一直颇有分歧，没有定论。后来的修正主义理论曾从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女同性恋关系，“那些喜欢女人的女人，那些为了独立从事创作性工作而选择女人来操持、支撑、照料生活环境的女人就是女同性恋者。”[80][P227] 因而，
历史学家发现，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界定女人相互认同的关系在以往的社会是十分普遍的。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发现，19世纪的美国妇女之间普遍存在着亲密的关系。莉莲•费德曼甚至把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81][P227]
包括男同性恋的同性恋主题的探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在回响。不管人们的评价如何，从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与理论来看，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女性逐渐意识到女性之间团结一致反抗父权制文化模式的重要性。出于这种初衷，她们极力提倡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关系，幷且集体反抗与颠覆的力量也确实对父权制文化传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姐妹情谊”关系走向了极端，被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女权主义理论坚决认为“异性爱是男性霸权的基石”。“由异性爱支撑的男性统治导致作为个体的女人在社会上、经济上、情感上依附于个体的男人；那么，女人要想反抗男性统治权，就必须同其他女人联合起来，打破异性爱的羁绊。”[82][P22]可见，提倡“姐妹情谊”的初衷是好的，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但当它成为建构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的唯一手段时，它走向了另一个岔路口。在女性主义向各领域渗透的过程中，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的相遇为分离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提供了依据。分离主义者认为：女人本质上不同于男人，她们的文化行为、经历、历史和价值体系同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文化对立。因而她们在与语言人类学相遇后力图建构一套属于女性的新话语体系，在与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相遇后力图从半神话般的母权社会中寻求男性缺席的理想世界。最终，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自欺欺人中走上一条驱逐男性、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分离的逃避之路。
二 “姐妹情谊”的极端化发展：男性的“缺席”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没有西方那么激进，在理论上也未形成体系，更没有像西方那样自由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等各家各派此起彼伏、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是处在借鉴西方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以求本土化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译介过来的女性主义人类学更是如此。尽管这样，我们却可以从另一个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敏感区看出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力。当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们认识到法律上给予妇女权利一定的保障幷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男女两性强弱、高下、尊卑有别的观念时这种观念上的积习难改使得女性主义者开始向同性之间的同盟寻求力量，在对女性特质的强调中把“姐妹情谊”关系推向极端。受此影响，林白、陈染等作家的作品明显渗透出极端“姐妹情谊”的倾向。
如果从线性时间上梳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反抗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斗争史。以女性之间的关系为参照系来看，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前女性既反叛又与之同谋而形成的“相煎”关系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也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女性在理性的反思中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张洁、王安忆她们这一代觉醒了的女作家在文学家园里对“姐妹情谊”的反抗方式进行了演练。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林白、陈染等人的私人化写作中，女性似乎从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在作家们建构的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里进行“姐妹情谊”的专业训练。张抗抗曾一针见血的抨击过那个“女人学做男人”的时代，“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中国几乎经历了一个没有女人的时代，教训沉重而惨痛。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时代的妇女，她们比任何时候都要珍视自己的女性性质。她们幷不一定非要和男子做同样的事，而是要以与男子同样的自信和才能，去做适合她们的事情。”[83][P27]也由于这种惨痛的教训，后来的文学文本中把强调女性特质基础上的“姐妹情谊”关系推向极端，定格在形而上学的乌托邦王国里。长期以来，林白、陈染作为女性作家一直在为表达女性命运及其特殊存在而努力。为了凸显这种独特的女性气质，林白，陈染作品中的男性几乎都是“缺席”的——家庭的破裂，父亲缺席，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要么需要固守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自己与自己对话，要么与别的女性在精神上相互支持、帮助与交流。无论是《无处告别》中的黛二、《与往事干杯》中的肖蒙、《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还是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都写出了女性由于对男性的失望，而到同性那里寻找安慰和支持，因而，对“姐妹情谊”的书写便成为她们小说中一个繁复而缠绕不去的主旋律。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反对爱情、婚姻、公开提出以同性恋取代异性恋关系，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分离主义观点相比，林白、陈染她们对男性的虚化显得温和多了。在她们的作品中渗透者一种无奈的伤感气息。尽管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表现出对男性话语的主动告别，但她们在告别的姿态中处处显出无奈、敏感、自尊背后的极端自恋。“面对男权社会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她们显得溃不成军，只有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企图通过虚化男人，淡化性别的策略，来理解菲勒斯中心，然而象堂•吉科德同风车作战，行为可笑，因而只有在同性之爱中获取姐妹情谊的慰籍。”[84][P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