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5)
2013-06-01 01:32
导读:然而,到目前为止,当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妇女的努力而产生的,男性极少参加,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大多为女性。就中国而言,女性主义方面的研
然而,到目前为止,当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妇女的努力而产生的,男性极少参加,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大多为女性。就中国而言,女性主义方面的研究论著虽然不少,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资料被译介过来的却不多。且一直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而且大家不多,影响了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在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纵深发展,女性主义研究看似繁荣实则脚步迟缓。因而可能出现男性视之为女人的小打小闹,宽容的置之一旁,女性对此失去信心的局面。但女性为之努力的实践与理论成果,有利于女性关系的建构,尽管持分离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者把“姐妹情谊”的关系推向了极端。这种反性别歧视也导致了女权主义的性别歧视:“为了使妇女处于依从的地位,父权制建立了形而上学的性别划分……女权主义者又用相同的分类原则反其道而行之,最终使自己成了性别的囚徒。”[96][P131]
傅立叶有句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没有妇女的解放也就谈不上人类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应成为人类解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在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出现了200年,在女性主义已经渗入各个领域的今天,在妇女的权益得到了法律保障的中国与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制文化传统依然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双重标准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男性的漠然态度,女性的边缘化处境也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在意识到父权制文化机制的内囿化、社会化的顽固性的同时,也应端正自己的态度——不是在与男性的分离中游离于边缘,而是在共同努力中建构一种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秩序。只有让男性承担起改变他们和整个社会意识的责任才能成功地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男人应承担起积极为结束性别歧视而斗争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加适合领导女权运动,而是意味着这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解放女性,也是为了解放男性,解放全人类。“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杂地问题,不是单纯的批判男权体制或提倡女性特征就能够涵盖的”。[97][P80]“构成女性问题的男女双方不应该是剑拔弩张、誓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女性主义应是一种相互协商,互不可缺的努力,而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女性主义如果要长远发展,就必须让男性也认识到问题的意义,并参与其中。这要求女性主义研究者扩大自己的视野,把对女性权利的单向强调改为对双方处境的共同思考,这是西方女性主义历史带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与西方类似的变化,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完全可以参照西方的得失,在更高的起点上向更深的层次发展。”[98][P80]作为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互动的产物,女性主义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女性的活动场所,更是一个使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互相审视与交流的一个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性别关系文化建构的舞台。而性别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等其他泛文化意义的因素是分不开的。因而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场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视野下的性别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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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99][P188]作为人类学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作为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概括。而如果人们在对父权制文化机制的批判与颠覆中引起人们的自觉意识,并因此而开始性别关系秩序的尝试性建构,无疑会成为文化自觉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结 语
综上所述,全文通过关注不同时期女性反抗男权文化的方式的变化,以女性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切入性别关系的研究;重点分析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对女性反抗方式的影响以及女性不同的反抗方式对这种文化模式的冲击。在人类学视野下在人类文化自觉的历程中,揭示了性别关系文化建构的纵深层面——父权制社会产生以来形成的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已使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成为一种内囿化的思想意识;并试图从泛文化文意义上,在解构与建构的基础上探讨其解决方式。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知识交叉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完善和研究对象的拓展。
当然,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体会到了这个历程的艰难与漫长,因而称之为最漫长的革命。不管怎样,笔者都认为:有未解决的问题,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有了开头就会有结尾。不管女性主义内部的分歧有多大,也不管是否被男性视为小打小闹。毕竟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女性主义已渗透到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在内的各个领域。我们在文化自觉的历程中,在女性主义人类学前进的脚步声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注释:
[1] 潘杰.女性人类学概说[J].民族研究,1999,(4).
[2] [5] [12] [13] [31] [37][46] [53] [85] [87][93] 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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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宏.中国妇女人类学研究管窥[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3):36.
[4]徐杰舜问,覃德清答.山水之间任观瞻——人类学者访谈之二十八[J].广西
民族学院学报,2004,(3):82.
[6] [34]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8] [9] [10] [32] 黄育馥.向“姐妹情谊”挑战——菲莉丝•切丝勒和她的《女性之相煎》[J].国外社会科学,2003,(2).
[11] [30] [40] [41] [59] [66] [86] [109]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4] [39] [47] [51] [52] [57] [72] [73] [74] [75] [76] [77] [78] [79][81] [82](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5] [29] [4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6] 叶舒宪.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J].文史哲,1994,(3).
[17] [18] [22] 郑新蓉,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9] 袁梅.诗经译著(《诗经•小雅•斯干》)[M].齐鲁书社,1985.
[20]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易经•家人》)[M].中华书局,1980.
[2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郊特牲》)[M].中华书局,1980.)
[23] [26] [45]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