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4)
2013-06-01 01:32
导读：2、解构与建构：破除内囿化性别意识，建立真正平等的性别观 2、1关注妇女之间的差异 对差异的态度一直是克服各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文化相对主义
2、解构与建构：破除内囿化性别意识，建立真正平等的性别观
2、1关注妇女之间的差异
对差异的态度一直是克服各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文化相对主义得益于人类比较意识中对优劣观的超越。“我者”与“他者”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人们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待之，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把“姐妹情谊”关系发展到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就是忽视与回避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实际上，不同国家、种族、阶级、年龄等妇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白人资产阶级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在经历和所关心的问题上的差距。当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奥秘》里为白人妇女争取与白人男性平等的
就业权时，属于第三世界的黑人妇女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几重压迫。“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便有着既得利益。”[88][P19]因而，贝尔•胡克斯进一步阐述“黑人妇女感到她们不得不在两种运动中做出选择，一种为是黑人男性主要的父权利益服务的黑人解放运动，另一种是为白人妇女种族主义者的主要利益服务的妇女解放运动。”[89][P216]在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看来，在她们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进行拒绝男性文化的做法是一种奢谈，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如果性别压迫是我们受歧视压迫的根源，那么为什么我的父老兄弟们生活也这么贫困？”[90][P35]可见，把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割裂开来的做法不仅不能使女性团结起来，反而有可能在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中心主义意识下形成同性之间的性别歧视。这样只会把第三世界的妇女推得更远。所以，贝尔•胡克斯对贝蒂•弗里丹的这种观点予以批评：“她没有提到没有男人、没有孩子、没有房子的妇女的需要。她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她没有告诉读者做一名女仆、保姆、工人、店员或者一名妓女是否要比做一名悠闲的家庭主妇满足。”[91][P2] 当然，这里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姐妹情谊”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女性解放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已经表明了女性之间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应对妇女之间的差异持一种正确的态度。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反思、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已使今天的女性意识到应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综合起来看，应对所有的妇女都表现出关注，而不是忽视或回避她们。更意识到妇女不需要完全消除差异以求团结，而是需要差异、分歧和不同。因为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差异蕴含着更多的意义。它是一种存在、思索以及表达方式、它让人的思想开放，多元而丰富多彩。女性主义人类学需要倾听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这样才会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在忽左忽右中不断提高，始终向前，才会有对差异的正确评价。只要女性主义的问题还没解决，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还没实现，女性之间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关系就还具有反抗性质的政治意义。而这不仅需要正确处理男女之间的差异，也需要处理好女性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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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正确对待男性文化
如果说文化自觉历程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姐妹情谊”关系有了思想文化的准备，那么正确对待妇女之间的差异，则使“姐妹情谊”在政治实践意义上成为可能。而女性分离主义者企图驱逐男性，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做法则使“姐妹情谊”走向极端，走上另一条岔路口——女性中心主义。那么，要破除内囿化的性别意识，建立真正平等的性别观，我们应对男性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在文化自觉历程中，在人类学的发展之路上，人们总是要与种族、性别等偏见的惯性思维时不时表现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作斗争，在一次次的克服中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清醒。这一方面可看出人类学前进中忽左忽右的步态；一方面也可看出社会化、内囿化的文化积淀的思维传统的积习难改。因而，在处理性别关系（包括女性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要颠覆的是千百年来的父权制文化传统，要破除的是已经社会化、内囿化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这种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已浸润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女性如此，男性也是如此。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内囿化教给男性“真正的男人”应该拥有哪些特权和权力，而那些贫穷的或者劳动阶层的男性或把部分特权“给”了女性的男性，他们也承受着痛苦，因为他们不被社会中的其他男性认可。他们或被称为“模范丈夫”或“家庭主男”而不被当作“真正的男人”看待。表面上看，他们是没被别的男性认可，实际上是没被已经社会化的性别关系文化模式认可，没被父权制文化机制认可。因为他们行为的不符合既定社会行为规范，没遵守性别关系中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性别关系文化建构上，关键问题在于意识形态的变革上。即对几千年来父权制文化传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内囿化了的“集体无意识”的颠覆，不管这一目标多久才能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首先，我们应做的是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男性或女性的集体沉默或对抗，也不是男性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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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把女同性爱视为反抗父权制文化机制的出路，认为“只有彻底地抛弃异性爱，回归母性世界，重建与母亲的身体与爱的情感的亲密联系，妇女才能有效地结束父权制统治。”[93][P264]此时的女权主义者在忽左忽右中跌入了文化中心主义的陷阱——女性中心主义。性别歧视的程度有多深，其反抗地力度就有多大，走向极端地程度也就有多深。但是“这一立场虽然可以说是女性因男权体系地顽固难改而做得极端反叛，但多数人生理上得异性爱取向决定了这种立场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这种将男性与女性截然对立的做法实际上同样为霸权体系提供了条件。”[94][P80]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这种极端做法似乎有女权取代男权而统治世界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如果历史真的颠倒过来，使之成为现实，那么这跟朝代更替期间，一个农民起义首领推翻当权王朝取而代之有什么区别呢？恐怕唯一的不同是批判的矛头之一是男性指向女性，而不是女性指向男性。[95][P80]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会追求与另一半的结合。所以，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同性爱的女性关系取代异性爱的女性关系是不现实的。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这种女权取代男权的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有悖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