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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3)

2013-06-01 01:3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的引入给中国女性带来了一种理性的自觉。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第二阶段对性别差异的张扬使女作家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失落和来自女性性别自身的一种性意识的回归和召唤。她们不再满足于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以男性的标准来学做男人，也不再满足于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占有自己应占的位置，而是拒绝被给予的历史处境，幷质疑整个社会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就是在作品中极力张扬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体验，象征体系和内在感情，重新赋予女性写作以重要的文化意义，甚至不惜驱逐男性，在男性缺席的场景下构建纯粹的女性王国。这与西方女性分离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显然是受其影响。只是不同的是：林白、陈染等人在作品中采取退守心灵的策略，以女性拒绝的姿态对性别压迫作无声的反抗。因此，我们往往从她们笔下女性高贵的面容上读出清醒的同时，也读出一种无奈背后的绝望。实际上也是借极端的“姐妹情谊”关系来规避隔膜的异性的侵害。主动的疏远是一种最大的鄙视，这种东方式的温文尔雅的无声反抗里，隐含了女性自我觉醒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  解构与建构：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破”与“立”

无论是西方激进的女性分裂主义理论，还是林白、陈染她们在作品世界里构建的男性缺席的世界，都是一种女性逃避现实的方式，是一种找不到答案的立场。只不过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主动公开的驱逐男性，提倡同性恋式的纯粹的女性文化；一个在作品中虚化男性，在向内心逃遁的过程中向同性寻求感情的慰籍；一个激进，一个温和；一个公开宣称，一个欲遮还羞。一个纯粹的、封闭的根植于所谓的“女性气质”的乌托邦式的女性世界，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式的理想化构建。一方面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关系变得复杂而出现矛盾。另一方面，它极易使男女两性之间在隔绝的世界里鸿沟变得更大，而使男性中心主义更顽固，使女性的行为更极端。实际上，驱逐男性意味着女性无法与男性的压迫正面抗争，是一种打不赢就跑的心理，最终女性还是要退回来与男性中心主义抗争。并且是唤回男性一起反思，在反思中解构与重构，解构长期以来在两性的意识里都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压抑机制（卢宾称之为性社会制度）。重构一种新的和谐的两性社会关系秩序。这是积极主义者的未来理想，消极主义者眼里永远的乌托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不仅是女性的使命，也是男性的使命，是整个社会群体的使命也使这一使命具有人类学意义。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1、对抗到对话：对“姐妹情谊”极端化反抗的质疑
女性主义人类学发展到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理论前提下，其关注重心已发生变化。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从第二阶段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研究转向同一性别群体中不同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年龄等因素带来的差异。这种把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综合起来考虑的做法既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也是文化自觉的产物，也是对主张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纠正。而在获得这种更为思辨与理智的觉醒的同时，女性主义人类学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在文化自觉历程中经历了一次次裂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尽管在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外延与内涵的界定上，在后现代作为一种理论还是思维方式的转换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此时出现的诸多哲学流派与社会思潮在反叛权威、颠覆传统、批判理性等方面是一致的。法国的利奥塔、福柯、拉康、德里达、塞义德、斯皮瓦克等都是其代表。女性主义人类学是与以颠覆和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尤其是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观点，既推动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又使其一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自人类学家继承索绪尔的语言学以来，其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既成为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范式，又成为人类学中一种常见的分析模式，施特劳斯认为，任何文化现象不是属于前者，就是属于后者。如文化与自然对立，解构与元素的对立，“我者”与“他者”的对立，无意识与意识的对立。受其影响，女性主义人类学也曾一度把男女两性分别对应于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进行探讨。但是后现代语境里，明确的、具有超稳定的性质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物与概念是不存在的，也是难以定义的。因为定义本身就是对对象的限制，意味着对无限多样性与丰富性作僵化的、简单的理解。既然这种否定一切、质疑一切的观点使定义与理论化、系统化本身变得没必要。那么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任何界定与理论建构都将变得多余。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中，其内部也存在着一个悖论：“它声称一切事务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85][P231]这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悖论使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本身陷入了一个文化怪圈——否定别人的同时，也等于否定了自己。女性主义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处于这一怪圈当中。所以，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果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人类学作为女性解放运动实践在理论上的延伸，既是其经验总结，又要对其进行指导，政治实践性极强。因而又不能不形成其理论体系。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研究异文化、异民族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一直存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待“我者”与“他者”的努力。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展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曾说过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6][P209]他是想以此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一个概括。实际上，他是以更形象的语言诠释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后现代主义也是对自韦斯特马克以来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继承。因而后现代主义在对各种存在予以尊重的基础上注重倾听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女性）的声音，并力图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打破边缘与中心的边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现代主义的也是人类学的。尽管，后现代主义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动摇了人们视之为当然的意识深处的根基，让人们一度有无所适从之感。但它所带来的更为公正、平等的态度也让人们的头脑在反思中变得更为思辨。同样，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头脑也经受了这样的洗礼。以人类学跨文化的视野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和中国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分离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她们驱逐男性，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主张使之陷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陷阱。费孝通在论及人类学时，就曾提到“当前西方和中国的人类学思考不少是在批评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第三世界的人类学者来说，批判西方文化的支配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偏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87][P212]同样，在性别关系问题上，男性文化霸权作为文化霸权的一种，女性文化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又落入另一种偏见的情形已经出现。那么我们应持的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确对待女性同性之间的差异；一是正确对待男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