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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的文化理论内涵(3)

2013-06-02 01:01
弗莱的文化人类学思想第二个方面体现在他对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上。人类学对20世纪全球村时代的到来贡献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这一思想准备。弗莱对此也深受濡染。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明确反对种种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主张。因为对于这些主张，弗莱认为除了情绪化的取向以外，主要还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幻觉安慰。他讲到威廉•莫里斯那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村社式文化观，以及T.S.艾略特的文化非中心化主张，纯化语言以抵制国际化“现代”的种种要求，土语入诗和清除外来词的呼吁，等等，这些主张一旦同现实的文化发展相对照，其一厢情愿的性质就昭显出来了。“我们如果把T.S.艾略特关于非中心化的文化理论同他的诗歌和他的影响比较一下，后者在两方面都是国际性的，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那些理论都是说梦式的，其实与文化事实并没有任何关系。”
弗莱坚持认为，文学虽然由于语言、民族及国家的界线而有其疆界，但绝不能把这些疆界绝对化，看成铁板一块。事实上，“这些疆界有无数的缝隙，可以接受来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影响。”这种相互间的渗透和影响已被证明是文学发展更新的动力和契机：“愈是生动有力的文学，就愈要依靠杂交授粉使自己繁茂地成长。我们不由想起了叶芝，他依靠了一种凯尔特兼爱尔兰的神话传统，然而他却几乎没有关于这传统的第一手知识。另有一种杂交授粉，那是发生在当一个加拿大作家具有日本，或加勒比，或捷克，或斯里兰卡文化背景的时候。”[14][p97]
农学方面的杂交优势原理早已深入人心，而文学和文化上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却依然畅行无阻。弗莱借用杂交授粉这－农学术语来比喻文学影响的积极作用，针对的正是种种坐井观天式的民族文学捍卫者。在这里，封闭与偏执、开放与豁达已经构成某种只有必然联系的对应品格“越是同一化，越带有地方性的社会里，我们从中所学到的就越只能是一些在朋友那里不断被重复，然后又受到媒体一再支持的偏见。”[15][p98]在这里，弗莱把知识、教育和情趣上的“近亲繁殖”及其后果，同他所赞许的文化杂交摆在两相对照的位置上，使其高下自明，优劣互见。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由此可见，弗莱是一个自觉的世界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对他均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 1967年加拿大独立百年之际所作的讲演中，弗莱指出了加拿大人在自我文化认同上的分寸感：“ 我发现，加拿大人有一种让人宽慰的品质，他们在国外之所以受到别人喜爱和尊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事张扬，平易近人，他们心悦诚服地承认世界所有非加拿大人口的极度重要性。”[16][p1]毫无疑问，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历史传统深厚的国家，要承认其它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并不低于他们，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换言之，弗莱的这一“发现”可表述为加拿大人较少沾染“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自大偏见。为此从以上弗莱反对种种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张来看，他与文化人类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十分接近。
第三节   文学批评重构论

弗莱在其著作中对所谓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应该怎样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他指出：真正独立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有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科学形式，而不能等同于文学本身，也不能迷失在其他人文学科之中。为此，他进一步认为文学批评重构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必须识别并消除毫无意义的批评或冒充的批评。“即是指以无助于建立知识系统结构的方式谈论文学问题。”[17][p81]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弗莱批判了文献式和“新批评”的批评方法。一方面，他反对文献式的、外部的文学批评，如传记批评、心理学批评、历史批评等，认为它们只做文学的外部研究，过于强调意图性话语语境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决定作用，因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性，换句话说，就是用非文学来解释文学的“背景”批评，所有外在的批评都看不到文学形式及诗的意义的特殊性，也不能理解文学作品与其环境间复杂的、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他归纳了外部研究的三种限制：首先是解释不了所讨论东西的文学形式；其次是解释不了文学作品的诗的隐喻的语言；再次是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诗人的真正品质常常同所选的语境有一种否定关系。[18][p6]另一方面，他反对当时在北美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思潮——新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是内在的，却是从作品到作品的研究，根本没有有关这些作品的总体观念——体裁或文学；也没有作用于不止一首诗、一篇小说的结构原则，因此这种批评方法实际上忽略了将不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结构原则，“它确立了对所有用非文学来解释文学的‘背景’批评的抵制立场。与此同时，它也使自己失去了文献批评的巨大力量：语境的意义。它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解释文学作品，而对文类或对将所分析的不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任何更大的结构原则却不加注意。”[19][p6]最终沦为一种“修辞形式”的批评、一种纯技巧的批评。他还反对将文学批评等同于价值判断，“我从事文学批评之初，就认为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评价只起次要的、从属的作用，最多只能说是一件副产品，决不能置于学术研究之上。”“价值评判……属于正在进行的实验性设想的范畴；尚待进一步验证。正确地说，价值评判并不是批评过程的开始。”[20][p7]评判仅仅限止于文学领域，势必阻碍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弗莱认为这些批评上的谬误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向心的谬误”与“离心的谬误”，一个极端是决定论的离心谬误，即觉得除非无视文学的结构，除非它的内容同某种非文学的东西相联系，不然文学就缺乏一种社会的参照，理论不解释实事就毫无用途；另一极端是向心的谬误。那就是我们不能把批评与文学的前批评的直接经验分离开来。它导致一种评价的批评，把批评家由他自己时代的偏见和焦虑所形成的价值强加给整个过去的文学。[21][p16]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文学批评的重构应避免对立，而尽量做到整体的协调性。“我们必须在两个非批评的极端（即离心与向心）中保持一条中间道路。”[22][p16]文学批评的重构必须是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自由与关怀的协凋：“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23][p10]真正的批评应是“既系统化又内在化”的，也就是说，“弗莱在阅读方面的特殊贡献既不是对内在研究的强调，也不是对属于理性范围的系统观的选择，而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从文学自身找出它的原则并且走向独立，而不应仅满足于隶属某一宗主大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的地位。[24][p106]因此，只有当转向结构与转向语境两者平衡时，真正的批评才能产生。也就是说，有两种语境使文学作品产生潜力，一种是内在语境，另一种是外在语境。批评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非文学的语境，因为那样将会用一种简单的传记分析和社会分析代替文学分析，把文学批评变成一种变相的历史主义，也不能单纯地研究文学话语，因为预设文化框架作为现代性思想的重要部分，与现实，包括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一味将文学从其产生的语境中分离开来，其结果必然失去与社会对话的能力，最终把批评推向绝路。因此，真正的批评必须能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从容切换，从而深入考察文学内部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蔽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