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的文化理论内涵(4)
2013-06-02 01:01
导读：最后，真正的批评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平衡，而且还表现在文学的社会现实语境与乌托邦式的理想语境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
最后，真正的批评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平衡，而且还表现在文学的社会现实语境与乌托邦式的理想语境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律和关怀这两种特性决定了文学不断地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渴求而与现实的一切构成一种张力。批评的任务就是试图在这种张力中挖掘出文学的意义，阐明批评家本人对于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25]弗莱在一个广阔的文化框架下探索文学的本质和意义，神话框架是他给文学批评的一个“预设”，在文学批评的意义上，他提出了“自由神话”与“关怀神话”两个概念。文学的“关怀神话”倾向是指，文学随着一种文化的发展，它的神话倾向于包罗各个学科，扩展成一个总的神话，它包括一个社会对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关心着社会焦虑，表达着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关怀。关怀的神话是为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关怀的语言倾向于变成信仰的语言。而文学的自由神话倾向则表现为文学在表达真理的趋向上不是直接诉诸于关怀而是诉诘于更能自我确证的标准，但它所演化出的心理态度，其中包含客观性，判断推理，容忍和尊重个人，也会变成社会态度，并且围绕社会的主要关系而加强，对关心这些态度的文字表达，就是自由神话。自由神话也是关怀神话的一部分，但它主要保护与关怀神话不直接相连的某些社会价值，如容忍、尊重、公平等理想化的价值。因此，关怀神话侧重保守和共性，强调权威、信念；而自由神话则侧重自由与个性，强调宽容、客观，两者都是文学批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关怀与自由的同时存在，才能使文学批评既超越自身，又回到自身，既立足于现实的肥沃土壤，又能超然于现实之上，体现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系统而内在的文学批评的永恒魅力。因此，文学批评的重构关键就在于如何协调好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离心与向心、自由与关怀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后殖民文学思想
当代文化研究学者往往特别关注非经典文学或被边缘化的写作／话语，以便对这些“非主流的”文化研究作出全新的解释。这无疑促进了当代后殖民研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后殖民地”国家的风行，因为在这里，高雅的“英文”（English）实际上是以带有土著发音和语法的“英文”（English）之面目出现了。[26]传统意义上的英语文学就被划分为英美文学和“英联邦”（Commonwealth）文学。弗莱作为加拿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自然得在国际论坛上代表加拿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界发言，于是他在《加拿大文学史》的“结语”中明确地指出要把加拿大文学当作“英联邦文学”或“后殖民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而这一点正好体现了弗莱的后殖民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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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版的“结语”中，弗莱首先对加拿大的后殖民地位有着清楚的认识，为此他写道：“当西北通道未能实施之后，加拿大便成了一个在商业意义上讲的殖民地，它与其说被别人当作一个社会来看待．还不如说是一个整天寻找着什么东西的地方。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这里带走了毛皮、矿物和木质纸浆，他们只想实现自己的短期目标。那些被征来的官员们寻找农场和村庄以便把年轻人带走，让他们成为欧洲王朝之间争吵的殉葬品。”[27][p69]
实际上，加拿大的后殖民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它的经济和政治上，同时也体现于它的文化和文学上。由于加拿大过去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过自己的文化和世界知名的文化理论家；战后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美国殖民地的角色，因而其文化常常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所以弗莱在‘结语’中进一步指出：“英、美这两个都操同一语言的大国同时影响着加拿大，这对加拿大英语区虽实际上带来利益，但理论上却滋长了混乱。常有人说，如何识别加拿大呢？答案要到‘居中状态’或‘平庸状态’中去寻找，即是说，加拿大的特征处在两个大国之间。这种说法有一点不好，即我们不得不把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确定为两个极端。”[28][p67]
确实，加拿大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以致于在加拿大文学迅速得以发展今天，它仍不得不追踪西方的所有文学潮流，这样一来它便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和民族精神。对此，弗莱同样有着清楚的洞察。正如他在《加拿大文学史》第二版“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加拿大没有启蒙运动，甚至18世纪的东西都少得可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加拿大度过的 18世纪里摧毁各自的城堡，而加拿大则从 17世纪的巴罗克扩展直接进到 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发展阶段……加拿大的身份始终带有这方面的进入远方的高心运动之因素，仿佛穿在正在成长的巨人身上的衣服就要从他的缝口撕开一般，同时又像是一个将要崩裂的橡皮筋。”[29][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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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弗莱看来，突出加拿大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加拿大文学的特征以便消除英美文学的阴影，实际上也意味着消解帝国中心，使加拿大文学实现非殖民化的目标，这样便使其能够既在边缘地带同时又在中心发挥影响。那么如何去突出加拿大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加拿大文学的特征呢？弗莱给出的答案是：把加拿大文学当作“英联邦文学”或“后殖民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英联邦文学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对英帝国的文学起到了一种挑战作用，而他为这部文学史所撰写的结语则更是使得加拿大文学研究这门“边缘”学科得以合法化。
可以说，弗莱的这些努力正好与那些试图弘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批评家们的目的相吻合。例如，当今十分活跃的美籍印度裔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谈到自己在美国社会和印度传统中所处的“异类”（alien）地位时指出，“由于这些新移民的‘民族出身’正如同他们所幻想的那样，迄今并没有对尚未得到承认并且远离中心的美国历史文化作出什么贡献，因此我们所要求的就是美国应当承认我们的幻想作为它现在的历史之一部分”。[30][p395]而弗莱也对加拿大文学的崛起以及其在未来的潜在影响确实是充满信心的：“加拿大文学始终被认为拥有在未来占据中心的引力，它已进入了当代，并处于现在这一位置和这一状态，它也将可能有助于为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这一希望并非那种虚无飘渺和梦魇般的未来启示录，而是这样的一种未来：西方人从不同的流放地返回家园，并远远胜过了一个不时地梦见自己自我幻像。”[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