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远播的江东才子(2)
2013-06-09 01:10
导读：宋人对罗隐诗歌的接受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派对罗隐诗以及整个晚唐诗歌持贬斥意见。晚唐诗歌在许多宋代文人眼里都形象不佳。人们大都拘泥
宋人对罗隐诗歌的接受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派对罗隐诗以及整个晚唐诗歌持贬斥意见。晚唐诗歌在许多宋代文人眼里都形象不佳。人们大都拘泥于文学盛衰正变之见，以为时代愈晚，文学愈无足观，罗隐常被作为反面例子来印证这一观点。如计有功言:“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 [1]；魏庆之也说:“晚唐人多小巧,无风骚气味” [2]。在这种眼光观照下，罗隐诗作常被视为粗鄙之作，而加以贬斥。不仅如此，对于宋初诗人学习晚唐诗作也颇多指责,如俞文豹《吹剑三录》中谈到，“宋初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另一派则持赏鉴态度。有的单纯就具体诗作艺术形式、技巧而言，有些人对罗隐诗作的独特韵味十分欣赏。《许彦周诗话》评论道：“罗隐诗云‘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 此诗殊有味。”《蔡宽夫诗话》也评说罗隐润州甘露寺题诗“差婉而有味”。宋人王溥称赞张翼善诗，说道：“词格宛同罗给事，工夫深似贾司仓。”[3]列举赏鉴罗隐佳句的更为多见。如释惠洪在谈论前辈咏花诗时，就引用了罗隐《牡丹》一诗中“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一联。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评说唐人句法时，引用了罗隐客游写景诗的例子。有的是结合罗隐人品、遭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而评诗。罗大经等人不止对罗隐诗作技法表示欣赏，还看出在风调绮靡，缺乏骨力的晚唐诗中，罗隐为人有气节，他的诗作也别具一格，以为“不可以晚唐诗人薄之”[4]，很有见地。王应麟也谈到罗隐《咏松》诗“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昭谏说钱镠举兵讨梁，见《通鉴》，其忠义可见。视奴事朱温之杜荀鹤犹粪土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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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批人持客观中立态度。或客观叙说罗隐诗歌的影响，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谈到“罗隐有诗声”。《唐诗纪事》中记录一个外地使人聘越，因不识罗隐，被当地越人质问“四海闻有罗江东，何拙之甚？”或把关于罗隐的轶事作为诗坛往事记录下来，《丁晋公谈录》记载到：“钱塘武肃王不识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杂役兵士于公署壁题之曰：‘无了期，无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由是部署者皆怒。王见而谓曰：‘不必怒。’命罗隐从事续书之曰：‘无了期，无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见之，于是怡然力役，不复怨咨。”两句诗便安抚了兵士们的怨怒情绪，制止了一场即将暴发的闹事。此事虽不足为信，而且源出宋朝，但罗隐的机警聪明却由此可见。南宋以降，人们还开始笺注罗隐诗歌，如《西溪丛语》、《艺苑雌黄》等书就对罗隐诗中典故做过注解,评论的内容也比较宽泛，涉及罗隐的多个方面。如刘克庄《后村诗话》，既联系罗隐生平、品行评论他的诗文得失，也探讨了罗隐诗作的源流演变，指出其《中秋不见月》一诗本于卢仝《月蚀》，“近人”长短句有脱换罗隐诗句的，借此说明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发展。少数诗话内容虽涉及多面，但是他们的褒贬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宋以后的罗隐接受
金元时期有关罗隐的评论资料相对较少，较少象宋人那样，将人格、时代与对诗人的评价联系起来，倾向于艺术上的鉴赏和批评，多对罗隐某些诗作做分析鉴赏。以元方回《瀛奎律髓》为例，他点评《封禅寺居》一诗，联系罗隐身处乱世的实际，评说起句“盛礼何由睹”为奇句。从诗句内容、用典方面分析，认为此诗三四句好，罗隐是善用事者。这种做法很有代表性，上承宋代，下启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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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代，人们对罗隐的评价越来越多，基本走向仍是沿袭前朝着重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评价他。
明人宗唐，故也象对待某些杰出的晚唐诗人一样，竞相学习和引用罗隐的某些佳句，赞赏不已。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诗》评道：“罗隐诗虽是晚唐，如‘霜压楚莲秋后折，雨催蛮酒夜深酤’，亦婉畅可讽”。杨慎《艺林伐山》卷十七也谈到罗隐“梅花醉处十余里”一首为晚唐绝唱，“可与盛唐峥嵘，惟巨眼者知之” [1]。沈节甫则在《纪录汇编》卷一七九《四友斋丛说摘抄》中举出一例，说当时有人善填词，极妙，每诵一篇都令人绝倒，这位填词者创作的散套中便引用了罗隐“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两诗句。而且在沈节甫看来，就这两句还差胜，其余芜浅不足观。由此可见罗隐不少好诗佳句脍炙人口，即为庙堂文士所称，亦为俚俗艺人所引用，雅俗共赏。除此而外，人们也对罗隐的敏捷诗思、不凡谈吐大加赞赏。
其次是对罗隐正直、忠义品行的肯定。肯定罗隐的德行和人品，不始于明，而始于北宋司马光。其《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乙亥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称“镇海节度使判官罗隐，说吴王鏐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指篡唐自立的朱温），为终古之羞乎？’鏐始以隐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罗隐不象其他朝秦暮楚的唐末文士那样，名场失意、不遇于唐便心怀怨恨，在乱世中变本加厉地报复唐朝，唐亡数年之后还力劝钱鏐举兵讨逆，其忠诚节慨，于此昭然可见，著之于史，传扬千古。明于慎行《读史漫录》便受《资治通鉴》这一记载的启发，对“罗隐虽无奈为钱镠判官，见朱温受禅，请举兵讨梁。镠虽不能用，心义之”一事表示充分肯定，赞赏他为唐主所弃，却仍然忠心为唐，不忘故君，“卓有风节”，并以奔走淮南的杜荀鹤，投奔黄巢的皮日休等无行之士作为对比，以显罗隐之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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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坛文学复古思潮蔓延，以为文学愈古愈高，愈近愈卑，等而下之，尽管十分荒谬，但是持这种论调者却大有人在。故也有不少明人贬斥罗隐诗歌，以为罗隐诗歌尽露晚唐末家气象，不足为法。在总体评价上，明人常拿晚唐诗人与盛唐诗人相比。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谈到：“试以李杜诸作置温、韦、罗、郑间观之，兴象规模，居然自见。”罗隐等人的晚唐诗作与李杜诗作之间的差别，在明人看来，“不待智者而审之”。他们还举例分析说，罗隐《蟋蟀诗》一诗“非不工致，却终是末家气象” [2]。其《下第诗》则被论为“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 [1]。这些贬斥之语，指出了罗隐诗歌的明显不足，但是一概而论，过于偏激的做法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