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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对策(4)

2013-06-14 01:09
一方面，政府对抢米风潮的镇压态度是十分强硬的。这无论是因处理冲突不力而遭停职查办的巡抚岑春蓂还是继任巡抚杨文鼎，其对灾民的反抗采取武力扑灭这点上是一致的。岑春蓂对饥民暴动采取严厉的措施，两次张贴告示称：“又有一种不法痞徒因米价稍昂，藉口富户闭粜，煽惑贫民及无知妇女成群结党向各绅富家勒索坐食，名曰吃排饭。或恃众抑价强买，捣毁砻坊。甚至持械抄枪，任意滋扰”，并威胁说：“查例载：直省不法之徒，如乘地方歉收，伙众抢夺，扰害善良，挟制长官者，照光棍例为首斩决，为从拟绞等语。定例何等森严，岂容轻犯。”“一经地方官拿获到案，定即分别从严惩办，决不姑宽。” （103）巡抚杨文鼎抵长沙继任第二天即出示晓谕，“解散胁从，严拿首要以安人心。”并且对省城之外的宁乡、益阳、湘潭等地的灾民“分别军队驰往拿办，严饬切实保护外人，如敢抗拒，准予格杀勿论”并声称，“非严刑峻法不足以镇慑匪胆，未可姑息优柔，再蹈省城覆辙。” （104）杨文鼎对饥民的镇压之严厉比前任巡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是因担心剿乱不力而受到清政府查办，二是因为用武力镇压民变，这本身就是政府解决灾民动乱的一个主要手段。
另一方面，当灾民暴动时，政府会动用全部兵力，力求彻底地扑灭冲突。当本省军队镇压不力时，还会向中央政府或邻省紧急求援，请求派兵请往助剿。二月初四日下午，岑春蓂命令巡警道赖承裕，长沙协副将杨明远等先后出城镇压饥民闹事，并对冲入府衙的饥民开枪射击。后来当岑春蓂赶到“痞徒为署滋事，于二次电奏之后，其势更凶……势不可遏” ，（105）并再次派兵弹压。岑春蓂认为此次饥民之事是受会匪之诱惑，“昨日查夜委员拾匿名揭贴一纸，称系前年济醴会匪于党，意图复仇，并杀官吏、洋人，语及狂悖”，（106）深感事态的严重，于是向清政府求援增兵剿匪，湖广总督瑞澂立即派兵入湘支援，“以鄂军两队驻安化，一队驻益阳，一队驻宁乡”，（107）原先驻守在宁乡的湘军则由陆路开往常德，伺机剿灭饥民闹事。清政府还饬令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调拨水师炮船分赴宁、益、并派师船保护洋商……严密巡缉，加意防范”。（108）同时，英、美、日、德等国也纷纷从上海、汉口、厦门等地调来兵舰十多艘，帮同镇压。一场遍及全省的抢米风潮就这样被平息下去。但这种以暴力镇压饥民的方式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民所引发社会冲突的矛盾，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岑春蓂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扬汤止沸,他能镇压局部零星的小震微震,但诱发大震的巨大势能不仅没有消除或减弱,而是在不断积聚递增,终于导致了一场破坏力空前的社会对抗。”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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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反思与启示

灾民问题是困扰近代中国历任政府的一大社会问题。灾民如“洪水猛兽”，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冲击社会。为了解决灾民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问题。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把灾民问题的解决程度作为考察官吏政绩和黜陟的重要依据，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办理赈务公务员奖励条例》。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救济法规，如1930年的《救灾准备金办法》，1943年的《社会救济法》等。可见，政府对灾民问题还是相当重视的。
但晚清和民国时期，灾民问题都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灾民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表面上是由天灾所引起的，实际上根源却在于吏治的腐败。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而且他还认为，“坚持这说法，绝不过份。” （106）而吏治腐败问题是晚清和民国政府本身无法克服的，同时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对策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第一，政府在处理灾民问题上主要从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着眼。因而其对策表现重在控制而轻于预防和赈救。对那些由灾民引发的如抢米、抢粮等暴动，直接采用武力扑灭的方式。而且其赈救灾民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于缓和社会矛盾，以免激成民变而危及其统治。例如1895年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在家乡湖南浏阳积极救灾赈灾，并得了较好成效。但作为统治阶级阵营中的一员，谭嗣同仍不免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最关心的是稳定社会秩序，对于敢藉灾以动乱的灾民示以严惩。这也就是我们在分析政府处理灾民问题时，为什么一边是颁布赈济法令、采用多种赈救措施救济灾民，一边却又严令饬责各地方官吏，对于敢藉灾以闹事的灾民，要毫不手软地镇压的原因。 大学排名
第二，政府对灾民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采取的赈救措施也往往是临时抱佛脚，或因财政困窘而使赈救措施大打折扣。如1910年湖南省爆发了长沙抢米风潮，湖南巡抚岑春蓂成为众矢之的，岑春蓂的确不是一位才识俱优的能臣，但他对灾荒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有所警觉，并拟订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赈灾救灾计划，包括工赈、冬赈、春赈、修复溃堤、补种等措施。但是由于财政拮据和地方官吏的贪污舞弊，岑春蓂的赈灾方案未能按计划实施。岑春蓂的计划若全部付诸实施，至少需银150余万两。如此巨款，一时确难凑集。他曾两次会同湖广总督陈夔龙向朝廷奏报灾情，获准拨库存南折银16万两赈灾，10月23日他再次奏报赈灾办理情况，又从本省拨银两1万余两，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不足以解燃眉之急。可见，当年湖南官方财政的拮据的确是影响其救灾成效的一重要原因。
第三，灾民引发社会冲突，一方面是天灾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造成的，即官逼民反。灾民冲击社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饥饿，如果灾民能求得一饱，一般说来，他们是不会主动去抢米抢粮，甚至发生暴动。一些地方政府在灾荒之年，不顾灾情严重，仍然照旧向灾民征收赋税，甚至有一些地方官吏，在得知中央已颁布减免赋税的命令后，仍秘而不宣尽量拖延以在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赋税，就有可能激发社会冲突。

自然灾害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灾民冲击社会主要由于灾害剥夺了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简而言之，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在于一个字——饿。政府对于灾害引发的社会冲突问题，历来都是比较重视的。其解决冲突的对策主要有安抚和控制两种：一是采取积极的赈救措施，赈济灾民，缓和社会冲突，另一个则是直接采取武力，扑灭灾民动乱，而且两种措施一般同时并用。政府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或某一特定的事件中，由于赈救得力缓和了矛盾或镇压得力扑灭了民变，从而达到解决灾民冲突这一问题的目的。但灾民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不可能有效的解决灾民引发社会冲突这一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