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清代后期湖南减灾防灾(2)
2013-06-15 01:35
导读：同治二年（1863）新化以军需余积买谷近四千石，建义仓于万寿宫旁[101]。 同治三年（1864）安仁奉巡抚恽札捐积义谷以济荒歉，叠经巡抚李、巡抚刘严催收
同治二年（1863）新化“以军需余积买谷近四千石，建义仓于万寿宫旁”[101]。
同治三年（1864）安仁“奉巡抚恽札捐积义谷以济荒歉，叠经巡抚李、巡抚刘严催收齐缴仓并饬各村绅士造具收捐实数结册，由知县李龙章详报，通计合县共捐谷五千一百六十五石零。责令各村绅士存储经管。[102]”
古丈坪厅“产米最少，丰年尚须外济，山路崎岖，转运惟艰。一遇荒年，人心惶惶，尤宜预为长年之备。拟自明年为始，凑成义谷四百石。每岁青黄不接之时，出借民间，秋收还仓，每石加息三斗。以一斗为学堂经费，三升为经管仓人杂用，七升为耗折费，尚余一斗作为公积，递年归入本谷出放。如此十年之后可至千石，二十年将三千石。[103]”
另有不同于常平仓、社仓、义仓的仓储。同治十二年（1873）酃县县令刘庆增有感于“酃县避处一隅，山多田少，遇有荒歉，自必详请上宪开仓平粜，但往迫需时，则鸿雁嗷嗷，有不可终日之势。”刘令“批阅酃志，有官田五十九亩八分零，系雍正间丈册无着之田，租谷历系官收，除纳粮外，备修补之费，于署西置仓贮之，名曰减粜。属邑绅经理其事。每年六月初一为始，碾米平粜。[104]”减粜仓仓谷主要来源于官田，但由绅民管理，既不同于常平仓，又不同于社、义仓。常平仓、社仓、义仓及其他仓储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仓储制度，在灾年对平抑物价、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灾民简单再生产等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仓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同治二年（1863）湖南巡抚恽世临劝捐义谷就是因为湖南常平仓谷自办团练以来“因公动用”，而社仓“亦多亏缺”，“年久难以追赔”，恽巡抚有鉴于此，严令：所得义谷“不假手官吏，以杜侵蚀亏挪及动粜时需索掣肘之弊。[105]”桂东县令陈玉祥也曾向湖南巡抚痛陈仓储弊病。“先是荐举董事无敢应者。初社仓之设，县令始至。胥即以查仓廪，或亲行阅视，或书役盘查，或每年委捕署清查，几以此为胥吏利薮，稍不应即以他事陷之，供亿繁费。董事岂能垫赔，不得不取诸仓谷，不数十年遂耗散一空。”陈令感叹，“夫仓谷之设本为济饥而清厘核稽。又关心民瘼者抚字实政，乃欲以济民而反以病民！”。“兹义仓之建”在即，陈县令“禀请大吏， 痛草往时积弊，惟期董事公慎”，“上乘德意，遵守勿替。而良有司复勤加维持。庶无荒歉，有备而民无失所矣！[106]”加之动乱连年，仓政经咸丰间多年丧乱，“十室九空”，到同治朝，“乡村团体各有筹储，然大都虚张旗帜，粉饰报官，如遇委员下乡调查，则随指富户一二仓，以抵塞其实贮。”又或“因公挪作他用，及被豪劣侵蚀，故近来之积谷往往官催办而民虚应无论不肯结报。即结报亦属空文。况公署被匪焚烧之后，案卷灰烬，并一纸空文，复无从稽查。[107]”亏空、挪用、虚报塞责之外，仓米储存过久或存储方法不当，会发生霉变。英人李提摩太认为“建仓之意虽良”，“恐年久朽坏”，他说建仓储米“其法已旧且笨重不灵捷，欲求灵捷无弊之政，故莫如轮舟火车之为万全也。”他进一步分析，“若有轮舟火车以籴粜之，则无虑。最远之路，火车一运，旬日可至。农民既无甚贵甚贱之苦，奸商亦无所施其居奇之技，饥民待赈既免号呼。[108]”李提摩太主张：为方便救灾提倡兴修铁路。但是，仓储仍不失为减灾防灾之良策，传统救灾之法可以加以改进，比如尽量减少仓储的弊端，防止谷米挪作它用。加快仓米周转过程，减少仓米的霉变损耗。在籴粜过程中，尽量采用先进的交通工具，提高救灾时效，降低运输成本，减轻灾害危害社会的烈度。
（二）兴修水利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清代后期湖南地方官员及湘籍人士多有兴修水利之议。魏源《湖广水利论》云：“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 ，“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庐、侵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欲去水患，必掘水障” “不问其为官（垸）为私（垸），而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他认为“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除其夺水夺得之人而已”，“除其夺水夺利之人”[109]。
道光三十年(1850)湖广总督裕泰奏“自道光之末，漂溺无虚岁”，又“陂泽尽为陇亩”“祸患不堪设想”，“为今为计”： “急疏瀹，以畅其流”；“开穴口，以分其势”；“议割弃，以宽其地”；“修陂渠，以畜其余”，则“所全甚众。[110]”
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在《民立报》上曾发表文章，论及湖南水患曰：“顷来警报频仍，湖南猝发大水，沿湖南州县，皆成泽国，常德以东无复完土，为自古未之有奇祸”，宋教仁提出救治之法：“疏导洞庭湖”，“广开荆州以下黄州以上分排水势之支流”，“择废各垸田圩地之无良效者”并“浚渫江口。”然而，宋教仁最后表示“安能望诸现今之政府耶！[111]”不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是不可能真正进行水利建设的。
宣统二年（1910）曾往日本考察实业的湘籍人士熊希龄说：“湘中大患全属洞庭，洞庭一日不浚，则水患即无了期”，与日本相比，“中国向于水利不甚讲求”，“目前鲜有为国计民生统筹大举者”。“前在日本，曾往利根川观其浚渫淤泥，成效昭著。而其办法次第，则先委后源，束水刷沙，裁湾取直，让地于水，而不与争，开渠分支，以杀其势，无一不与我先哲之理想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所用机械之力，工程之坚，为能省费而持久耳。[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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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主张有共通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无论是清政府官员魏源、裕泰，还是出国留洋、接受西方思想的宋教仁与熊希龄，他们对兴水利除水患的基本主张是疏导，而不是防堵。由于他们政见及各人的经历不同，兴修水利的主张有各有特色。魏源是政府官员，他主张“去水障”，而且要“除其夺水夺利之人”。宋教仁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清政府是无能政府，不能把兴水利、除水患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办好。熊希龄几度出洋考察实业，主张运用先进机器，疏通河道，减少水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