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语言文学论文 > 正文

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收效甚微原因探析(2)

2013-06-23 01:03
不仅一般的民众不知道卫生防疫的作用，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仅仅知道卫生防疫减少疾病和减少人口死亡的功能，不知道卫生防疫还可以延年益寿，增进健康，所以，“处在国帑空虚、经济恐慌的中国，上求政府注意，下得民众同情，实不是一件容易事。”[35]

（三）战争的破坏
战争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破坏既包括直接的破坏，也有间接的破坏。直接的破坏作用表现在：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后，除了在中国烧杀抢掠以外，还在中国实行细菌战，许多人患病而死亡。1941年11月，日军在常德空投大量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经过中方20个医疗队200余名医务人员5个月的努力，才得以控制疫情，但还是有600余人死于鼠疫。[37]（P642）
同时，由于战火的影响，医疗机构难以正常的运转，被迫在战火中迁徙流离。如1944年11月12日，日军侵入柳州，在此之前，柳州公医院奉省府之令，疏散到了大苗山（融水县城），日军侵占大苗山，医院再次被迫迁往该县香粉乡古都村，因为遭匪抢劫，医院只好宣布职工就地解散，部分职工被迫逃迁罗城县龙岸镇。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医院从罗城龙岸迁回柳州，职工只有36人，医院大部分房屋毁于战火，只剩下门口两间及后面两栋破烂宿舍，医院只好将门口两间作为门诊。[38]（P23-24）抗战期间，江西省各省市卫生机关医疗器械损失总价值达到了161185459元。[39]
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尸体不能及时掩埋，极易孳生病菌，导致大范围大规模的疾疫流行。如1942年5月，日寇轰炸保山城，死伤万余人，接着霍乱开始大流行，死伤6万余人，“一经染病，人死如麻，棺材售罄，残不忍闻，竟至死后无人抬埋者，所在皆是”。[26]（P14）
同时，由于战争年代，人口大量的迁徙，不可能有效地对人们进行防疫和治疗，使携带病菌者在流离中将疾疫散布到四方。1946年，东北霍乱大流行，这是从上海经海路传入锦西的，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北进而开始蔓延，由国民党占领区波及到解放区，黑龙江很多市县发生了霍乱，据国民党军方的统计，东北地区有3.9万多人发病，死亡3.3万人。[40]（P73）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战争使政府各机关放松了对各关口的检疫，使境外的病菌传入到国内。如云南所需的棉纱是从缅甸输入的，带来了保菌跳蚤。1946年3月，五区施甸复兴乡老官庙村由缅甸运进粮食，不久发现大量的死鼠，仁和桥胜利商行经理李恒清家发现死鼠，他6月7日患腺鼠疫病，18日病死，不久在仁和桥、三岔河、瓦房村相继发现同类病人，上下复兴村、西平街也发现病人。7月10日，保山县城发生鼠疫，蔓延异常迅速，一周内死亡20余人。[26]（P101）

（四）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多发性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爆发非常频繁，给民众的生命财产、身体健康带来危害。1931年水灾，湖南常德水盛时，城门紧闭，城外水深距城头仅二尺，城内可见城外船身，城内则为积潦所浸，深约七尺，全城四分之三均可行船，历时两月余始退，“灾民无处栖身者，麇集城上如蚁，复茅架棚而居，一夕风雨大作，棚屋被风卷去30余栋，可知堤上栖息之灾民，其情形更有惨于此者”[41]（p33-35）。1932年5月《湘灾特刊》（第三期）记载：“近日水稍退落之处，往往发现男女尸骸，绳缚草连，羁挂树枝，殆因求生无路之际，尚不忍家口漂流散失，希图聚首九泉”。洪水肆虐之后，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空气污染、水质恶化，人和动物等生物体死亡、腐烂，大水将垃圾、粪便与饮水混为一体，饮水没有经过消毒处理就被食用，致使病菌进入人的体内，容易感染病疫。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如1931年水灾给江淮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造成疾疫横行，仅湖南沅江一县，死于病疫的就有5473人[42]（p541），湘乡8月份霍乱自长沙传入，仅虞塘、青树坪一带就出现患者1000余人，死600多人。[43]（p28）该年5月，晃县城区鼠疫流行，“一日死亡18─20人，医生亦多死亡”[44]（p45）民众生活十分困苦，饥寒交迫，“饿殍载途”，“道殣相望”。1940年，广东省部分地区水灾蝗害相乘，“汕头人肉鬻于市，朝安城有拾马粪充腹者”。[45]（P539）。1946年大饥之年，湖南有的饥民甚至挖坟偷烹死尸肉，有人食后立即倒毙，情形凄惨至极。在此情形之下，要开展卫生防疫、推行公医制度，无异于痴人说梦。

（五）地方官吏阳奉阴违，敷衍塞责

如1943年，湖南省政府颁发《管理饮食卫生暂行条例》、《管理茶业，杂货店，鱼肉店暂行规则》，饬令各县市登记，合乎卫生条件者发给营业许可证，取缔不卫生摊贩，店铺。辰溪等县未予实施，此等规章纯系一纸空文。[46]（P711）公医人员邹斯泰为筹设公医院联络各地方医院多方奔走，可因地方医院没能从铁路当局收回而无功而返。又地方士绅为改组地方善后救济协会一事分成了新旧两派，明争暗斗，真正热心于公医院之筹设者寥寥无几，后又以院址未定，连开办费用也没有筹募。[47]
在执行公医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贪污侵蚀甚至乘机讹诈的现象。如1947年2月18日，湖南省急救会发放永明县治疗药2.1万片，明令免费施治，而施治医生以奎宁4片索稻谷一担五斗，病民不堪其苦。[48]（P667）1946年疟疾，湖南新田一粒金鸡纳霜药丸要一担谷子的钱。[49]（P486）正如孙中山曾经指出的：“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50]（P89）

（六）医务人才不足，药品缺乏
人才的培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医务人员的缺乏使公医制度的推行困难重重，据卫生署1944年的统计数据，全国登记了的医师（西医）共12703人，牙医314人，药剂师877人，药剂生4153人，护士5799人，助产士5059人，合计不过28600余人，而1945—1947年三年登记的人数纵使增加了一倍，亦不过5万余人，中国地方广博，人口众多，医药人才不足的情形可见一斑。而药品，基本上是仰给于国外，不独供不应求，而且外汇消耗众多，因国内经济情形的限制，许多方面均不能达到公医制度的要求。因而使疾病防治普遍局限于县城，乡村的疫病得不到有效防治，流行时人口死亡仍然十分严重。如1940年后，湖南省沅江县内开始预防接种，全年接种牛痘15168人次，然只限于城镇，广大农村疫病依然流行，1942年，草尾乡发病189例，死128人，死亡率高达92%。[42]（P541）说明偏远农村的卫生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公医制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医制度，只是公医制度发展的初步阶段或者说是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