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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收效甚微原因探析

2013-06-23 01:03

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收效甚微原因探析
如前文所述，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的推行在卫生机构的建立、卫生知识的宣传、传染病的防治、妇婴卫生的重视及预防与治疗并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的推行，相对于民国时期人口众多、卫生事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卫生事业起点低的总体社会境况来说，收效甚微。“总计当时合公私立医院诊所约有病床60000余张，以人口平均，每8000人仅有病床一张”，当时的卫生部人员无奈地表示：“与美国平均每70人有病床一张相比较，相差仍远。”[20]（P1220）
对传染病的防治，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每年因患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依然很大，传染病流行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以下是对当时天花等流行性传染病的情况统计：

1939年—1947年全国天花流行情况简表[1]（P16）
年份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合计
患病数 2786 2546 12646 9777 6450 5573 5338 20562 15832 81510
死亡数 437 288 1966 1142 944 724 671 2571 2989 11762

 

1940年—1947年6月全国传染病统计表[28]（P5581）

年份 霍乱 赤痢 天花 疟疾
 病 死 病 死 病 死 病 死
1940 14781 1954 57855 2507 2546 288 199718 
1941 351 71 101984 5049 12646 1996 386360 3789
1942 23597 9521 89740 3447 9772 1142 336291 1858
1943 17385 6318 86621 3795 6450 944 363880 1751
1944 1196 350 41130 861 5573 724 193523 643 中国大学排名
1945 21552 5201 59163 1499 5338 671 235648 945
1946 54197 15460 165550 2469 20385 2533 984252 3932
1947 201 23 51467 304 15832 2989 357934 651

以上两个表中1942年天花病患者数量上有一点出入，前表记载的是9777人，而后表记载的是9772人，1946年，前表中患天花的是20562人，死2571人，而后表中，患者20385人，死2533人，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额不大，表明其可信度。通过以上两个表格所反映的1939—1947年9年的时间里天花等其他传染病的患者和死者数目，可以发现，每年患病和因患病而死的人口数依然居高不下，没能使群众在遇到疾病的侵害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使病情得到控制，降低人口的患病率与死亡率，无疑反映了当时医疗卫生工作进展的不顺利和公医制度成效的不显著。
喧嚣一时的公医制度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上激起了几圈涟漪后最终归于平静，留给后人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它在国外特别是在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在中国推行，却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笔者认为原因在于：

（一）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
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国正处于经济困窘之中。虽然1927—1937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军费开支巨大，国民经济凋敝。1945年，中央银行年度营业报告上说：“盖八年抗战，国力亏损已甚，加以敌寇于上年末季由湘而桂，由桂而黔，所在破坏，西南地方糜烂尤甚，当情势紧急，我大军云集时，物资供给倍极困难，后方负担愈加重巨。[30]（P444）1940年，广西省拟具了关于扩展卫生事业的五年计划，预计兴办新事业8项，提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给予补助五年共580余万元。但是，经过财政、内政两部门的审核后，将原定的五年改为两年，原定的8项计划从1940年开始先开展其中的4项。[31]“卫生虽是一个强国富民的政策，但究竟是要有很多的金钱用在上面，才能发生效力的。况且行政，首重建设，在这样民穷财尽的中国，将何以语此？”[32]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又将其精力投入到了内战的发动与准备之中，更没有财力来应付卫生事业的发展了。1946年，由于财政紧缩开支，贵州省健康教育委员会被撤消，健康教育工作因此停滞。[33](P104)可见，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公医制度在中国最终归于沉寂，缺少经济的支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民众认识水平低，宣传教育开展困难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认识水平十分低。生病时，他们一向迷信虚幻的超越现实世界的鬼神，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灵身上，听天由命，“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加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妇女思想的束缚，她们不愿意被陌生男子种痘，使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与推广阻力重重。他们普遍不相信西医，对预防常识不易接受，认为种痘不种痘无所谓，不与种痘人员合作，甚至认为给他们种痘对他们有危害而极力的加以抵制。遇到猩红热流行，农民怕“天灾”盛行，种痘引起灾疫；遇到闰年，也推说不能种痘。[16]（P234）如刘瑞岳在办理江宁县卫生工作时，到民间给农民诊病投药，再三向民众解释说，种痘没有危险，小孩子能因此得到免疫不患天花，结果人家认为他是在多管闲事，如果紧紧相逼强迫种痘，他们则抱住小孩，拔腿就跑了。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湖南攸县“从省卫生实验处领到大批痘苗，将种痘时间及免收各项资费登报公布，而前来种痘者仍寥若晨星。”[34]南京市一个卫生分所，调查一个患伤寒而死的车夫，并派一位男性卫生护士携带药品器具，到那家消毒，不久回来说，无论他怎样说消毒的好处，那家老太太丝毫不予理会，只是抱着死者的尸体不停地哭。防疫主任要他想方设法、竭尽所能的达到消毒目的。结果回来时，衣服被那老人撕破了几处，脸上伤痕累累，消毒目的还是没有达到。[35]
1939年，湖南省花垣县设卫生事务所，开始预防接种牛痘苗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到1941年，湖南省第十四防疫队来到该县，强迫民众打预防针，不少人因疑虑、恐惧而躲避，县民吴得方被注射后，立即下河洗澡，导致死亡[36](P526)，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落后的乡村这种现象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的认识水平低，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实行公医制度的过程中，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必不可少的程序没有完成，影响了公医制度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