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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

2013-06-22 01:01

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解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由于小农经济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生产阶段，手工劳动时间的便利、成本的低廉使得它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余地与出路。一般来说，商品经济要从旧生产方式中演生出来并具有生命力，手工业本应当与商业相结合，从而加速社会分工，推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紧密结合，商业的作用只能加强小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联系。这就阻碍了分工的发展，加固强化了自然经济。马克思说过，“只有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才证明“整个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80](P817)在中国，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的结合是顽强而隐蔽的。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的原料和生活资料，而很少依赖市场。只有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商品，才能形成工业产品需要的巨大市场。显然，要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分离不是商业活动加强所能达到的。而正是在灾荒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大批农业过剩人口在走投无路之下，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这当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国内自然经济被打破后市场大众的购买需求。恩格斯曾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1](P149)灾荒导致农村经济的衰退，农民日益贫困化是不庸置疑的，但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角度而言，灾荒所带来的农民的失业破产，并不全是一件坏事。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状态的打破，正好创造了这个条件，其次，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劳动力市场，农民的破产失业，正好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雇佣劳动力条件，灾荒的冲击，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一）廉价劳动力市场
灾荒导致耕畜农具散失，使得灾民在灾后重建中困难重重，以致农业生产在灾后甚至有完全停滞之势。水旱灾荒和瘟疫本身会造成农户耕畜的重大损失，洪水直接将耕畜冲走或淹毙；旱魔则使耕畜因草料不继而饿死，残存的耕畜又往往因饲养者为活命而被变卖，或宰杀充饥。当残暴的灾害将人们的生活资料剥夺净尽后，人们为了延续备受灾害蹂躏的生命，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不顾来年的耕作，将牛马等生产资料等宰卖殆尽，光绪初年的旱灾中，“驼、牛、骡、驴在最野蛮的混乱中疾驰，山中绝望的人们为了吃它们的肉，而将它们大批大批地杀死。”[82](P29~30)“皖南近值水灾，百姓流离，贫难糊口，每将耕牛售卖于人。”[83](P747)曾国荃在奏议中称：“民间牛马，或因无力喂养，宰杀充饥，或因转运过劳，疲羸倒毙，牲畜几无遗类。……现各属得雨，……惟以牛只短少，荒地多未耕犁。”[84](P43)这样灾荒过后民间几无牲畜可用。在清代，牲畜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农家的半份家当，牛马的大量耗损无疑严重影响到了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正是因为“播种需牛，又乏巨资购买，因而膏腴土地任其荒芜半由于此。”据丁戊奇荒灾后勘察，山西省共有34888顷土地被荒弃，这还不包括有主而无力耕种的暂荒地。[85](P215)水旱等自然灾害给农户造成的耕畜损失，也可以从灾年牛皮出口的变化折射出来。1874年中国牛皮出口量还只有1207担，到1877年，由于灾区的农民们大量宰杀牛群，使牛皮供应过多，价格猛跌，大大刺激了对外出口，以致牛皮出口量猛增为57192担。[86](P1130)这种杀鸡取卵的作法对于灾后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莫大的消极影响。灾荒中农民多将牲畜屠宰，使得牲畜全无，无力从事农业再生产。

灾荒还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灾荒发生，饥馑随之而至，它所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大规模流离，实质上意味着对灾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主导因素——劳动者的最直接摧残，结果必然是灾区劳动力的锐减和奇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和流失，对于劳动者和他所拥有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而言，是一种强迫性的、痛苦的分离过程。而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近代农村来说，劳动力是其经济事业的决定条件。农村“劳动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农业经营所得的多寡，间接关系到农村各种事业的兴废，如果劳动力衰颓，农村所得即随着激减，各种农村事业也随着衰歇，于是农村就不得不愈趋崩溃。”[87](P125)灾荒使得大量的劳动力离村，“中国农村经济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压榨之下，自不能不趋于严重的破产！其结果，必使‘无以为生’的贫农，不是铤而走险，促成匪祸的严重，便是大量地离乡逃亡了。”[88](P75)这种逃亡最终的结果就是灾区的重建缺乏劳动力，使得未垦荒地固然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就是已耕熟田，亦任其荒芜。耕地被撂荒，农工远逃，荒田无人种者太多，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咸丰元年（1851年）清朝政府就意识到“两次黄河漫决，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迄今已及十年。何以被灾穷民，仍在沙窝搭棚栖止，形容枯槁，凋敝如前。”[89]灾荒期间，除了饿死、冻死、病死外，侥幸生存者“青年壮丁散至四方，奔走生活”。正是由于因灾逃荒所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土地的抛荒，生产工具的匮乏，使得灾区元气大伤，灾后重建困难重重。但是“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90](P794) 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本，无法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灾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从事不需要本钱，出卖劳动力的副业——帮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自然经济失去了存在的归依，也使商品经济有了发展的前提。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我们当然要看到，受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影响，饥民流离很少一去不归，即使被市镇所容纳的从事农耕以外生产的农民，很长时间内也都未能脱离土地，许多都是将农耕和手工业，或打工相结合，生活在二元经济之中，这种“一只脚站在田地，一只脚踏在风箱上”的变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工业化，是自然经济分解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农民由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半工半农——工人的转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农民离村还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工商业转移，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给农民思想观念上带来的变化，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有利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91]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