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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2)

2013-06-22 01:01
（二）经济作物面积的增加
列宁在分析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时指出：“由于个别生产者在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商品时，发生一种竞争关系，……结果必然是强者更强而弱者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破产，使独立者变为雇佣工人，无数小农经济变为少数大经济。”[92](P77)商品经济要得到发展，就需要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以打破自然经济结构下的那种自给、闭塞、分散状态。这种竞争关系的产生，需要农民更多地与商品交换发生关系。而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自给型生产、半自给型生产和交换型生产。在这三种生产方式中，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用来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93]要降低自给性生产的比重，就必须让农民更多地融入市场，其农业生产也更多地以交换为目的，这样在农产品种植上，就必然会出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
灾害破坏了农业的基础——自然再生产过程之后，又破坏了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料再生产，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在农作物方面的生产能力，在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水平的制约下，为了求取生存，唯一的办法只有转而从事其它工副业，以求谋得温饱，一份河北高阳织布业调查报告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高阳布业发展始于光绪年间，当时因为高阳地质不好，农产品不足，加以常年水旱灾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人民生活更难维持，亟待寻找其他出路，以解决生活问题。”[93](P182)这样在灾荒使得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发展乏力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手工业来求取生存资料。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原料，这使得经济种植面积大增。1840年全国有蚕户160万，植桑面积240万亩，到1894年，蚕户达到240万，植桑面积480万亩，在半个世纪中，蚕户数量和植桑面积分别增加50%和100%。[94](P211)棉田种植面积的扩张更是迅猛，“长江一带，汉水流域，以及各铁路道线附近之地、海滨淤泥积涨之土，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北迄燕、齐、豫而竭乎满洲、内蒙，西届秦、晋、蜀而宣乎甘肃、新疆，多见产出；即原来产棉之区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到省，近亦扩充棉区，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矣。”[95](P184)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改善了国内生产结构和布局，同时它也使得农民生产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大为增加，使得农产品商业化程度加强。中国茶叶出口的迅速增加即表现了这一点，它从18世纪初的每年2000万磅，上升到80年代2.05亿磅的顶峰，占中国出口的3/5，占世界茶叶出口的88%。[96]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计算，经济作物比重增加——农民产品商品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农村农业劳动者的一部分因灾脱离农业，专门从事以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生产，这样就会造成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加速自然经济的解体。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同时要注意到的是，经济作物在种植面积上排挤粮食生产，必然又促进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江苏南通的农地，20世纪初约有7/10种棉花，因此“县民所食之米，须由安徽省或江苏之东台、如皋、常熟、无锡等各县输入，每年约50万担”。[97](P211)广东汕头一带山多田少，粮食本不够食用，由于水果、蔬菜种植日广，粮食更加依靠外地输入供给。[98](P214)这都表明农村经济进一步商品化了。
（三）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的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由于人均土地面积和经营规模的狭小，生产者用来进行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只要农民仍然把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作为生产的首要目的，农业经济就始终只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个地区由自给性农业，向商业性农业转化，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或者发展农业的内部分工，使单个农户及其所在地区，改变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还有一条就是生存的压力使得贫苦农民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直接需要，去生产市场所需要的某些农产品。由于贫苦农民经营的土地产量少，又要维持生活，按照一般分析，必然没有什么剩余，因此其出卖部分可能很少，但事实却非如此，在小农经济结构下，贫苦农民在各种剥削压迫下，其劳动产品虽不足自给，但仍不得不出卖其产品的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其商品率因而是比较高的，黄宗智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以黑龙江流域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为例：[99](P329)
每户耕作面积 每垧农作物出售额占产额% 每人购买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
15垧以下 56.9       58.7
15垧~30垧 55.5       16.4
30垧~75垧 58.2 15.2
75垧以上 61.9 6.4
从表中可以看出，15垧以下的小农场的商品率比15~30垧的农场的商品率反而要高，其原因在于，经营15垧以下土地的农民，在地主、商人、高利贷的压榨下，生活极端困难，为了维持生活，常常要进行卖细粮而买粗粮的粮食品种调剂；他们所饲养的猪、鸡之类家畜、家禽以及收下的鸡蛋等，一般都不能留下来自己享用，必须尽量卖出；他们为了交纳租赋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以它的商品率必然是高的。对于农村中最贫苦的农民而言，生活的贫困和对市场的依赖，是一个无穷尽的恶性循环。灾荒一旦发生，对于大多数小农家庭来说，粮食的短缺是困扰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难题。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使得许多灾民为了充饥活命，诸凡衣、食、住、行等方面一切被认为是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大拍卖，他们将各种农产品、农具拿来交换，以换取货币，随后，又不得不借债以购买各种农具。这样使得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反而更深。灾荒使得农民“不得不牺牲谷产自给之安全，以获取商品换钱之购买力。”[100]这都促使我国近代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