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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3)

2013-06-22 01:01
导读:当然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流域多寡,还要考虑到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

当然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流域多寡,还要考虑到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也要具体分析。在许多情况下,愈是歉收年份,市场愈活跃,越是租债逼人,农民愈是需卖出产品或买进产品,这不是与看不见的手打交通,而是与死神打交道,这是饥饿型商品交换,萎缩型商品交换。它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像商品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势力所能达到地方,顺应外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101](P899)自然灾害带来了商品交换的扩大,但它也是促成中国农村危机,造成农业恐慌的有力因素。“第一,它极度地增加农民底贫困,使他们绝对没有力量耐受因农产跌价而来的损失,第二,它极度地减低农民大众底购买力,直接地加甚工业底恐慌,间接地促进农业恐慌底发展,第三,它减弱了各地当局需求底来源,令后者不得不多方搜括,因此更加增进了农民底贫困,”[102](P469)农民的贫困带来购买力的不足,消费需求空间的狭小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持续的发展,反过来还有可能带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主要就是因为社会购买力的低下,从而导致经济萧条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自然灾害后出现的这种商业活跃只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繁荣,一种泡沫经济,是水面上浮着的薄薄的一层油。但灾荒在带来这种畸形的商品交换活跃的背后,是对原有自然经济体系的瓦解。基于个体地域生产力的落后,千万户小农分散零星的小生产的简单集合,形成了农村商品经济扩展化。农村商品流通的广泛发展与小农耕作紧密结合,构成了一种中国独特的商品经济形式,而灾荒带来的土地集中,农民离村等等都拓宽了商品经济的幅射面。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四、结 语
尽管有关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著作卷帙浩繁,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都是以外来商品经济冲击的视野来探寻其原因的。鉴于外来商品经济确实在自然经济解体起着主导、核心地位,这种倾斜似乎是抓主要矛盾,无可非议。然而,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担心这种倾斜如果太过分的话,难免失之偏颇,将自然经济解体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经济解体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有超越狭隘的视角和视野,才能全面深刻地提示其解体之谜。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不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上,它的消长不是一个自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是在众多的内外因素合力逼迫下促成的。要解释这一现象,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能加以说明,也不能依赖于传统意义上“外来商品经济冲击”的诠释来一言以敝之,因为自然经济的分解往往与各种传统的社会分工、社会生活、生产模式缠绕在一起,它是许多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结果,我们必须看到其被动性、连续性和长期性。因此与之相关的是,自然经济的分解还应放在“灾荒史”的境况中才能凸现其意义。
中国自然经济分解缓慢,是由于中国封建地主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凝固性造成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所导致的自给性成为桎梏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落后因素。而灾荒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表现出分解的导向和特征。在灾荒影响下,灾害型交换市场兴起,同时就劳动者而言,自耕农多沦为佃农,半自耕农多沦为雇农,甚而有许多贫农因生存需要而离开土地,成为原始意义上的雇佣工人,这样就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得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同时它也造成了国内市场供应的相对不足,增强了外在商品经济面对自然经济的抵抗时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从而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分解。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时就曾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中心及西方导向的改革途径,和无边无际的广大中国乡村地区,几乎是完全互无影响的两个世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面对中国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并无力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快速推进,而只能是以大城市为据点将商品经济的因子向传统的腹地传播,产生“扩散”效应,促使自然经济发生分解。而在实际进程中,与“扩散效应”相伴随的还有“灾荒效应”。可以说,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就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条件如灾荒同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碰撞、结合的结果。
当然,灾荒给自然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灾荒后,有许多贫苦农民向深山远林迁移,变成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形态,也可能使得一些农民在失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之后,完全受制于他人,成为一种异形态的奴隶制经济形式,这都使得自然经济在分解过程中充满了许多变量,这些变量所占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它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和挖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杨乃良.民国时期广西农产品对外贸易与自然经济的解体[J].学术论坛,2001,(2)
[6]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7] 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黄逸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J].学术月刊.1982.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Z]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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