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在文学理论史上的(2)
2013-06-26 01:08
导读：顾名思义，新历史主义是指要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重新注重对文学文本的历史内涵进行阐释。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本，这在文学理论史上并不是一件
顾名思义，新历史主义是指要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重新注重对文学文本的历史内涵进行阐释。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本，这在文学理论史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中西文学理论史上早就强调了文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文学批评家弗莱曾说：“文学位于人文科学之中，其中一侧是史学，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批评家必须在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5]（P12）文学理论史上的许多文论家都以各种方式对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强调历史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主义文论家，因而使得从历史角度阐释文学内涵的做法也就成了文学理论史上的一个传统。总之，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中西文学理论史上的一条潜在的理论轴线，文学无论亲近还是疏离历史，都把历史认定为自身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在历史主义文论家看来，文学和历史的内在联系似乎是天生的、必然的。
但是，在20世纪初，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文学研究开始放逐历史，抛弃历史，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在文学研究中放逐历史的做法比俄国形式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研究抛开历史维度的研究方法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美国文学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文学看成一种活动，文学活动包括四种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当文学研究把其视点定于其中任何一极时，所产生的相应的文学理论都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和内涵。形式主义文论的文学研究就是将其视点集中于文学活动中作品的一极，亦即文学本文，在他们看来，本文，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中心，文学文本产生以后，就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家、读者、世界不再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文学研究中不但要纠正那种“读者谬误”和“意图谬误”，而且必须割裂文本和世界、历史的联系，以回到文学研究的真正本体：文学文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认为旧历史主义只重视文学的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社会环境、
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忽略文学与人生、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作品形式的内在关系，这种做法必然会使文学研究丧失其应有的特质，因此要回到文学的“内部研究”，将文学的形式、结构、语义、叙事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解构主义则走得更远，明确提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就这样，在文学理论“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形式主义者在他们的文学研究中割断了文本和历史的联系，文学变成了文学文本的独自
舞蹈，但无论如何这个舞蹈需要有背景、舞台，被驱逐的历史作为文学文本的舞台和背景仍旧在默默注视着形式主义玩弄的各种新鲜的游戏，当这些游戏变得不再新鲜的时候，这些顽皮的孩子又会重新记起自己的历史家园，重新恢复文学和历史的联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这个问题上，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反历史化倾向的纠正和反拔，“新历史主义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范型。”[6]（P204）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了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关注文学和历史、文学和社会语境、文学和政治权力话语的关系。格林布拉特研究文艺复兴的主体的自我塑形的目的在于，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将文学看作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在历史语境中有各种力量会对主体的自我塑形产生影响，而文学是其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历史则是文学参与其间，运动于其间的“作用立场”。格林布拉特就这样通过自己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重新关注，恢复在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重提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恢复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有利于克服形式主义将文学研究局限于封闭狭隘的文本中的弊端，使文学研究具有一种开阔的、恢宏的视野，给被形式主义引入死胡同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中西文学理论史上对文学与历史关系问题的论述
（一）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论述
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是通过对诗和史的区分来界定文学和历史的关系的。大舜云：“诗言志。”[7]（P1）许慎云：“史，记事者也。”[8]（P58）也就是说，古代的文艺理论家认为，诗和史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言说对象不同，诗歌在于抒情，史在于叙事，如果诗歌用于叙事，那么就是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就是非诗而史了。诗歌叙事是非法的这一信念，就使得文学叙事不能寄托于诗歌创作而产生和成长起来，叙事文学必须借鉴历史叙事的经验，必须积极地向历史叙事学习。“在长篇小说的形成阶段，演义体史实重述虽然唯我独尊，而其它类型的小说至少也托名为历史，因此历史学家仅次于说书人，为中国小说的创造性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9]（P46）这样，文学叙事就必须证明自己具有“历史性”才有自身存在的依据，人们评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用“历史”这一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所谓“文参史笔”、“班马史法”和“良史之才”乃是对文学叙事的最高评价。如果某一部作品被评价为“史诗”性的作品，说明人们对这部作品是非常推崇的。勿庸置疑，文学历来有一种历史崇拜的情结隐含其中，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要写得像历史作品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很多作家而言，他们以做社会的“历史学家”为荣。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历来就有一种文史合一不分家的传统，比如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有许多人就既是作家又是史家，并且他们并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只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作品写得富有文采才被当成文学作品来阅读。这种“依史论文”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着人们对传奇、
戏曲和小说的看法与鉴赏。夏志清先生曾说：“在中国的明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事实都比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单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意接受。……职业性的说话人一直崇奉视小说为事实的传统为金科玉律。《三言》中没有一则故事的重要人物没有来历，作者一定说出他们是何时何地人，并保证其可靠性。……讲史的小说当然是当作通俗的历史写，通俗的历史读，甚至荒唐不稽附会上一点史实而不当作小说看。所以描写家庭生活及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它们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内容，常引起读者去猜测书中角色影射真实人物，或导致它们作者采用小说体裁的特殊遭遇。前人对《金瓶梅》既作如是观，《红楼梦》亦然，被认为是一则隐射许多清代宫廷人物的寓言。……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10]（P109）中国的这种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大都是以史观文，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致钱钟书先生感叹说：“流风积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11]（P363）人们只认识到文学具有历史性的一面，历史高于文学，大都没有认识到历史也有文学性的另一面，历史也必须向文学学习，历史也需要虚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