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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化、狂欢节及外在特点
“狂欢化”这个概念始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4章），“狂欢节上形成了一整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P161）在这一章节里，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和情节布局做了分析，发现他的小说体裁具有“复调”的特点，然后把复调小说这一体裁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古典后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庄谐体”文学——苏格拉底对话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庄谐体文学亦庄亦谐，与风格单一的严肃体裁（史诗、悲剧、历史、古典演说）相对立，而“都同狂欢节民间文艺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或多或少都浸透着狂欢节所特有的那种对世界的感受”。[2]（P141）巴赫金将庄谐体称为最早的狂欢化文学。同时他把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归为狂欢化文学之列。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小说并不直接受狂欢节的影响，其小说中狂欢节的回声“可以说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记忆，而是他所采用的这一体裁本身的客观记忆，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梅尼普体的特点”。[2]（P160）按照巴赫金的理解，狂欢节具有构筑体裁的伟大作用。在狂欢节及其独特的世界感受的影响下，形成了“狂欢体”这种新的体裁形式。在巴赫金看来，“庄谐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都是“狂欢体”这种体裁的变体，都回荡着狂欢节的笑声。在《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书中，巴赫金把狂欢节与狂欢化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他推崇拉伯雷，认为拉伯雷对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强调拉伯雷的这种伟大艺术成就是与狂欢节（民间诙谐文化）密切相关的，“他同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而这些民间源头也是独具特色的；这些源头决定了他的整个形象体系和他的艺术世界观”。[1]（P96）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艺术魅力的决定因素即是狂欢节。因此，他仔细地考察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节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这些狂欢节形象因素是如何影响拉伯雷等怪诞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拉伯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狂欢化归根结底源自狂欢节，那狂欢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节日，以致于对艺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巴赫金认为，最早的狂欢节是古罗马的农神节。《金枝》曾记载古罗马的农神节：它是为纪念仁君萨图思而举行的一些仪式活动。萨图思是意大利的一个为人正直、予人福泽的国君。他把丛山中粗犷零落的住户聚集起来，教他们种地，给他们制定法律。他统治时期太平康泰，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萨图思后来就成为人们崇拜的播种和收获的神。每年的农神节前三十天，人们都会用抽签的办法在他们当中选一个漂亮年轻的小伙子，让他模仿萨图思的样子穿上皇服。穿好皇服后，由一群士兵陪他上街游逛，他有充分的自由，放纵情欲，领略各种乐趣，不论多么卑鄙可耻。他享受王权统治虽然很快乐，但期限三十天一到，即农神节来临，他就得在他所扮演的神的祭坛上刎颈自杀。在古希腊主要崇拜酒神狄奥尼索斯，他也主管丰收。因此每年的丰收季节来临，人们都要到神庙中去祭献，然后戴着面具，穿着奇装异服，到街上狂欢游行。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从广义上来理解，除了包括象古希腊罗马那样一连多日在街头广场举行的各种复杂的表演和游行等这些狭义的狂欢节之外，还包括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性表演或仪式，如愚人节、驴节、复活节、庙会、葡萄节等，甚至还包括日常生活中具有狂欢特点的活动，如集市活动、婚礼、葬礼、洗礼仪式等。巴赫金将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的总和称为“狂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仪式——游艺表演形式（狂欢型的节日庆典、广场上的演出活动等）； 2、各种笑（包括讽刺摹拟）的文艺作品，用拉丁语和民族语言创作的口头的和书面的作品； 3、各种广场语言形式和体裁（骂语、誓语、沮咒等）。广义的狂欢节具有下列特点：全民性 狂欢节型的庆典活动，它是一种民间性的活动，也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再生和更新”。[1]（P102）在这个节日里，人们打破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壁垒，它既包括特权阶层，也包括底层人民。狂欢节是所有人的集会，它是全民的，是普天同庆的。贬低化 狂欢节遵循一种逻辑——贬低化。巴赫金认为，贬低化“亦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即（大地）和身体的层次”。[1]（P118）按巴赫金的理解，“贬低化”不含贬义，主要指“物质化”，“世俗化”，“人间化”，神圣、崇高降格为低贱、卑微。高雅与粗俗相融，抽象与具体共存……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向下转移，这就是狂欢节获得意义的手段。狂欢节加冕脱冕仪式就是典型的贬低化活动。巴赫金认为肉体化的方式也是贬低的表现。在狂欢节的日子里，各种各样人和动物的肉体在大街上游走巡行，人们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排泄等。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其中肉体的生理需要是人最基本但也是最低级的需要。因此把人的活动向生理层面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将人贬低的过程。巴赫金指出，假面也是狂欢节独特的自我贬低方式。这个世界本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被这个假面切割后，世界的高低贵贱被遮蔽而只呈现为“假面”这种同一性。假面的切割过程，无疑就是高贵神圣的降格过程。傻子、骗子、罪犯是狂欢节上这种假面的变体。狂欢节的插科打诨、俯就、粗鄙的言辞等范畴，也都遵循贬低化的逻辑。 正反同体性 巴赫金说：“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的”。[1]（P108）在他看来，狂欢节所遵循的贬低化逻辑并不是要抹煞“上”，而存留“下”。它是集二极于一体的，加冕——脱冕、咒骂——赞美、死亡——新生、伟大——渺小、少年——老年、肯定——否定，“两个对立走到一起，互相对望。互相反映在对方眼里，互相熟悉，互相理解”。[3]（P246）也就是说，将崇高的东西贬低到物质的层次，它并不仅仅是表面的纯粹否定，绝不只是取相对的意义，而是使矛盾的双方由对立转向依存，“在这里‘上’和‘下’具有绝对的意义和纯地形学的意义。上是天，下是地（人世）；地有吞纳的本能（坟墓、肚子）和生生不息（生育和再生）的本能。”[1]（P119）“下”是大地，下降即是在大地里埋葬，但大地又能孕育生命，实现向“上”即天的飞升。“上”和“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贬低化的结果正是形象的正反同体性。从现象层面来分析，狂欢节即是所有人极尽贬低粗俗之能事， 纵情欢乐，发泄原始本能，推崇骗子傻瓜的谎言与调笑，是非上下混淆不清，营造腐烂与死亡的气息。这些形象因素进入艺术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巴赫金认为，任何游戏、休息或劳动间歇本身不可能成为节日；节庆的存在，反映了人在精神或意识形态层面的理想追求。尤其是狂欢节，巴赫金认为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节日的这种节庆性，亦即节日同人类存在的最高目的，同再生和更新的联系，只有在狂欢节上和其他节日的民间广场活动方面，才能得到充分全面的、不折不扣的实现。在这里，节庆性成为暂时进入人人共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的大众第二生活形式。”[1]（P104）由此看来，狂欢节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也只有从狂欢精神出发，才能发现拉伯雷或一切狂欢化艺术作品的真正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