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灵活、务实外交──中美秘密接触(2)
2013-06-27 01:09
导读：然而，怎样具体接近中国，仍是尼克松总统的难题之一。当时，在政府里处处可以感到对中国的敌意，因为许多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肩负着与中国为敌的任
然而，怎样具体接近中国，仍是尼克松总统的难题之一。当时，在政府里处处可以感到对中国的敌意，因为许多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肩负着与中国为敌的任务。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任何接近中国的行动，都必须小心谨慎。
尼克松当选后，企图改组国务院，未实现。于是尼克松一方面采取了最后和非常手段，把国务院与决策机关“隔离开来”。一方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重视，任命基辛格负责对其进行改革，使它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组织。另一方面，尼克松下决心要把相比之下尚未形成顽固的官僚机构的国防部改造得能听自己的使唤。他任命他的老朋友戴维•帕卡德担任副国防部长，聘请了一大帮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充当智囊。这些人都是对苏强硬论者，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利用国防部对苏联的仇恨推行其接近中国的政策。”[44]
为此，在谋求与华改善的过程中，尼克松选择了秘密谈判的外交活动方式。可以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的智慧之处。
在对华关系上尼克松、基辛格只允许极少数人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保密工作是可依赖的，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受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较小，因此比苏联领导人在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45]要使美国在同中国谈判中所做出的妥协不致因国内政治压力太大而无法兑现，谈判内容必须向本国的非行政部门和新闻舆论界保密。为此，基辛格甚至不允许懂汉语的国务院专家参加高层次的美中会谈。70年代初尼克松、基辛格同毛泽东会见时，都只能依靠中方的翻译，而且没有办法核实这些翻译有多准确，也无法知道双方是否理解翻译上的细小差异。但基辛格宁愿容忍这些不便也不愿让他在国务院的对手知道谈判的内容，通过秘密接触这种外交方式，有利于减少国内的政治阻力。正如尼克松所说：“毫无疑问，没有保密就不会有向中国的开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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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尼克松决定增加对华接触。他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接近中国大使，“告诉他们，我对中美对话十分认真，而且我们两国应该有更好的关系”。10月，尼克松决定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长达19年之久的巡逻。这一象征性行动，标志着“美国对台承诺”开始松动，也标志着持续20多年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开始了微妙的转变。
同时，美国还从其他秘密渠道传递信息。在访问一些外国首都时，尼克松不断向中国发出示好的信息。他通过法国总统戴高乐、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分别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他有意扩大与中国对话的意向。基辛格还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中国传去美国停止驱逐舰游弋台湾海峡的决定。
（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
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既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压力和威胁，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由于当时极“左”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国的决策过分集中于个人。因此，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缓压力和威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取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决断。所幸的是，60年代中期后，毛泽东在对美外交方面的重要决策基本正确，体现在：
第一，努力纠正中国外交中的极“左”思潮，巩固外交决策中的“毛——周体制”。
“文革”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更加冷却甚至恶化。中国处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1967年5-8月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不仅同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等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的事件，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外交部机关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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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但中国外交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失控状态，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加以纠正。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这一举动，重申了中国外交的严肃性，对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外事工作也是一个严重警告，并提高了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的领导权威。这以后到1968年，毛泽东还就对外宣传问题多次做出指示，批评当时风行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极“左”的提法和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做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47]外事工作的正常秩序在1968年逐步得到恢复。1969年5月，中国与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加拿大开始建交谈判，并在1970年10月与这个西方大国正式建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股借“文革”迅速膨胀起来的政治势力，在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特别是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们希望在国内政局继续混乱的同时，保持同美苏的紧张状态，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此时，毛泽东的政治天平最终倒向哪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这时，他正在考虑调整对外政策，寻求改变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维护国家安全。
实际上，在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与林彪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已有所表现。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在即，毛泽东不满意陈伯达主笔的九大政治报告，采用了由其他人起草的底稿，亲笔修改后，要林彪在九大宣读，林彪对此颇为不快。[48]中共九大报告就国际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于谴责苏联的篇幅要几倍于抨击美国的篇幅。但毛泽东认为仍有再研究的必要，这期间，他先后三次要陈毅等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建议党中央利用美苏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中美缓和与外事工作正常秩序的恢复，都是林彪、江青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人将被重新起用，并加重周恩来的作用。因此，他们极力阻碍或借机发难。就在4位元帅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同时，林彪等人也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并继续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1969年6月,黄永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8日,又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苏军、美军也随即在全球各地进入戒备状态，战争似乎爆发在即。10月19日，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当即表示：“烧掉”。[49]这些情况都表明，在中共九大以后，尽管林彪继续打着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旗号谨慎行事，但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距离越来越远，这也是导致毛、林在政治上分手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