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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灵活、务实外交──中美秘密接触

2013-06-27 01:09

坚定、灵活、务实外交──中美秘密接触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中美两国，要结束20多年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和解，所遇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这需要两国领导人有超常的决策能力、政治智慧和灵活外交手段。
（一）尼克松的外交策略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要求美国决策者对整个外交思想进行广泛、深刻的反省，尼克松能做到这一点。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政治经验极为丰富，他拥有政治家所具备的全部特征：思维敏捷、果断坚毅、野心勃勃。他喜欢主动出击，秘密行事。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也喜欢秘密行事，对保密高度重视，为达到一个外交政策目标，他常常会不择手段。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世界格局已发生变化，美国必须对杜鲁门时代确定的，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削弱过去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味道。战后早期，美国领导人把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思想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敌国或潜在威胁。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传统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威胁来源的主要标准。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 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象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尼克松也曾当面对毛泽东说，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政策和对美政策。“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34]基于此，美国决策圈内对中国产生了新观念，即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或起码可以是一个非敌意的对手。而且基辛格进一步认为：“在两个敌手之间，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35]

1969年2月11日，即尼克松入主白宫12天，他就指示基辛格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指示这种探索“应私下进行”。在基辛格主持之下，美国政府智囊经过反复研究，起草了一份编号为“NSSM-14”的文件，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建议。此时，基辛格头脑中“联华制苏”的“三角政治关系”的概念已经基本成形。[36]不过，美国官方关于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公开“信号”还是“低调”的。调整对华政策，在国内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阻力主要来自国务院，当时国务院里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官员，实际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这些人多数是“出生在中国，全家在中国各地传教”，“后被中国革命撵了出来” [37]。他们拥有反共信仰，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是如同撒旦一样的万恶之源。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共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偏执，倔强地坚持要搞世界革命。美国之所以已经卷入中南半岛战争，不容讳言是因为中共为首的共产党阴谋占领整个东南亚所致。[38]美国与中国因此势不两立，他们反对同中国的任何接触。例如：乒乓球队访华后，遭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到弗吉尼亚州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时，和一批记者进行谈话时说，新闻界对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认为，让乒乓球队去北京是上当了，是个错误，这会损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阿格纽的这番谈话被《纽约时报》捅了出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尼克松大怒，他让霍尔德曼告诉阿格纽免开尊口，并责成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就此事作出解释。[39]
另一方面，如何利用中苏矛盾，使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有利位置，尼克松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以发展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认为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相反将促使苏联更加愿同美国和解。但是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应把改善美苏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应在美苏关系尚未获得改善之前，增加同北京的接触。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可能导致改善对苏关系的看法表示怀疑，认为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苏合作告吹。比如，力主与莫斯科维持长久性质对话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华态度上却反对对话。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一群前驻苏大使，为了华府首次对北京发出示好信号而不安，向尼克松提出警讯。他们力称，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睦十分偏执，因此美国企图与北京改善关系，会导致与苏联冲突的无法接受之危险。[40]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尼克松不认同以上观点。他认为，把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他相信，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面对公开出现的中苏分裂和对抗，尼克松进一步意识到改善对华关系所具有的更为实质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以至于全球的战略地位。尼克松担心：“苏联若是对中共实施军事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中、苏集团复活之征兆，也是一九五○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思考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 [41]此外，珍宝岛的冲突也使尼克松意识到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某种机遇。由此，美国开始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
1969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完成了全面检讨中苏关系的报告NSSC—63号。基辛格认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苏联人越来越被“他们的中国麻烦所困扰。如果苏联人在对付中国人时试图得到我们的中立甚至合作的话，这已经达到对我们有利的程度”。尼克松对此十分欣赏，在退回基辛格的文件边页上写到“这正是我们的目标”。[42]8月中旬，中苏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加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型。尼克松确信：苏联人不会帮他从越南脱身，如果苏联攻击中国，摧毁中国核武器设备，对美国不利，也会影响他争取连任。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那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观念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外交政策理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发展。[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