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2)

5、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中的生命和艺术之思
沈从文在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所写的一系列哲思散文中，到处流淌着对人的生命的沉思。一般认为，他的人生观的核心内容就是生命观。沈从文是将人生的生活形式界定为生活与生命的二元对立和互补。在人的生活层面，文化精神的特征是自在自发；而处在更高层面的生命是自为的，走向自由自觉的，以理性观照自我、他人与社会，超脱于生活，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实现自我存在的真正的价值。再进一步而言，沈从文认为，个体的生命只有在和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关联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最高性质——人的神性。具有神性，是人性最本真的理想境界。神性作为生命的最高表现层次，在对生命体验时，是燃烧的激情、激荡的灵魂；在艺术精神的归聚时，则指向人类的理想之境的生存意义。沈从文洞悉了现代文明和传统理性对人的生命本真态的扼杀，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家理性文化是实现不了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怀的，相反，还可能激发人的生存和世界的存在的各种矛盾。“当前是全人类的命运都交给‘伟人’与‘宿命’的古怪时代，是个爵士音乐流行的时代，是美丑换题的时代，是个用简单空洞口号支配一切的时代，思想家不是袖手缄口，就是为伟人贡谀，替宿命辩护……”[82]心忧天下，关爱人类，使沈从文充满了焦虑意识，由人生百相、人类生存实景而生痛苦，由痛苦而走向哲学式的玄思默想。沈从文确已漫步到了世界的边缘，在边缘处对人类的生存图景进行感悟。在边缘处，他看到了人性的堕落，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人性的堕落而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为天下忧、为百姓代言、立言”的职责，知识分子在功名利禄前节节败退不自守，终于沉论：“倦于思索，怯于疑否，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的一种阿谀不自重风。”[83]面对世人中作人的兴趣或理想的减少，面对着猥琐粗俗现象的无法逃离，面对着平凡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得失衰荣，面对着“无剪裁的人生”，面对理想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沈从文从沉痛中奋起，于玄思默想无声处惊雷一声：“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究竟和目的动物不同，还需要尊重。”[8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面对生命异化失去本真态的人生百相，沈从文把艺术作为生命走向自然和谐本真的最佳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穿透人的生活表层形式直达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质的思考。“人倒很多。到处可以碰头。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部各种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在这种人群中散步，我总不觉要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都有一点生存兴趣哭起来、笑起来？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来创造神与神话。”[85]对沈从文来说，发展中的生命的变化、矛盾、毁灭都是常态，而生命本身不能凝固。生命如何走向永恒，“惟转化为文学，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86]沈从文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艺术使生命永恒。沈从文是将艺术视同一种生命存在。在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命发展得以永恒。他认为，凡是人类对于生命青春的歌颂，向上的理想，追求生命完美的努力，以及一切文化出于劳动的认识，种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材料、各种形式，产生创造的东西，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认可、证实，甚至得到鼓舞。因此，“凡有健康生命所在处，和个体和群体生存一样，都必然有伟大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反映生命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表现在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和分析上。”[87]
可见，沈从文是由人生生存之事实走向对生存之要义的抽象思考的，而其文学创作是其思考的载体。我们知道，艺术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人作为文艺的本体，是因为人是世界的本体，人一方面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世界，又生存于其创造的世界之中，而在人所造的精神世界中，艺术的地位不可替代，因为艺术更能完整全面地承担起文化承载之功能，更能深刻地反映我们的存在之根，生命之本。“艺术作品是一种在人类面前展示人类是什么的方式，因而在人类的思想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艺术作品的普遍需求。”[88]沈从文把文艺视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表达形式，他认为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之事。“他有思索，他要表现”，“他的不断写作，是俨然非写作不可，就为的是从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89]他的文学创作都是从生命出发，从生命具象走向生命抽象哲思。欲写人，首先得理解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首先必从生命所表现的各种形式出发，从意绪、爱好、感情等生命现象中揭示异化生命生存态，走向生命本真态。一般认为，生命现象伴随人的生命过程，而人作为世界主体的意绪情怀往往独立于客观文化而内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之中，不易物化于文化客体之内，所以不可能从文化对象中把握到。因此生命意义须从生命现象中把握，从而由点及线、由线而面，从总体上去理解人，揭示和敞开人的存在结构，将人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走向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存在。沈从文把情感这种生命表现现象与人生社会的偶然联系起来，“情感原出于一种生命的象征，离奇处是它在人生偶然中的结合，以及结合后的完整而离奇形式，它的存在实无固定性，亦少再现性。”[90]他认为社会缺少本真的情感诸如悲悯、真诚的爱等，反而多用理性来扼杀丰富的人性，导致仇恨与战争。“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大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用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和相互仇杀。”[91]因此沈从文把“察明人类狂妄和愚昧”[92]当作最伟大的事业和积极的工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总之，沈从文是把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活动当作本体来进行抽象哲思、文化阐释的核心的。他不断地在审视自己的人生生存，更在追寻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的真正价值。这与卡西尔关于“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是生存状况的生存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93]的论断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