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已有的对《世说新语》的美学研究

学术界已有的对《世说新语》的美学研究

对《世说新语》的评价研究，唐代即初见端倪。在海外，日本江户时代曾形成“世说热”，至今，日本学界仍盛行研读《世说新语》之风。美国有汉学家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本，促进了《世说新语》在海外的流传和研究。中国（包括台湾）近现代对《世说新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考据学、校勘学、语言学、小说学等等方面，起步较早成果亦丰盛，历来的这些研究都为对《世说新语》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准确而详实的蓝本。
对《世说新语》美学思想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前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以下三篇论文：一、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1927）一文，其虽为感时而发，却首先提出了“魏晋风度”一说，虽未对此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在他行文中对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的描述中感悟一二。二、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了《世说新语》的美学价值。文中独具慧眼地指出了“晋人之美”在于神韵，直接启发了此下研究者对《世说新语》美在神韵的探索。当代学者对其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文化底蕴”、“美学新风”、“人物美”诸多方面入手，深入细致的探究某一方面的问题，在微观的层面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5]三、冯友兰先生的《论风流》（1944）一文，在形上学层面对魏晋士人的“风流”品格的“超越物我差别”与“任我”的内涵作了很好的概括。上世纪下半叶，除了单篇论文的集中开掘外，对《世说新语》美学思想的探讨也出现在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的专著以及讨论魏晋美学和中国美学史的专著当中。如萧艾、王能宪、宁稼雨、蒋凡、范子烨等在他们的《世说新语》研究专著中，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他们将《世说新语》美学思想放在对整部书或整个美学史研究的参照系中加以或多或少的讨论，在一个宏观的高度深化了对《世说新语》美学思想的认识，确立了其在美学史中的研究价值。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共同推动下，《世说新语》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当代可谓渐入佳境、步履昂扬。然而其中的缺憾和不足仍然无法忽视：微观上局部的细密研究无法代替对全局美学思想体系的把握，对这一美学形态之所以形成的思想背景的挖掘虽然已经非常深入但也阙如显见；宏观研究虽然较好的理清了其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而对这一美学思想在后世影响和作用的分析却显得较为空疏；且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各行其道，未能汇通，前者的理论前提并没有稳固的建立在后者的研究结论上。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文的写作当然不大可能弥补上述研究的缺憾和不足，却愿朝着这个方向不懈跋涉，因为研读《世说新语》本身不仅就是一次美的历程、美的探索，而且也是一次审美体验、审美享受。
当代实践论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之一”，[6]审美主客体以及审美观念都不是先在地独立地存在的，都是在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所以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审美活动出发归纳魏晋时期的审美意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现实性与理论性的依据，也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拟以三个部分，从《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审美实践的分析上升到对魏晋人审美意识的理论形态的概括再到对魏晋审美意识对后世的影响研究，而这些都包括在对广义的魏晋的审美意识的研究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