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

“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类学反思

如何在女人无权的情况下使姐妹情谊强大起来，这一事件将成为政治历史长河中的重大变故之一。 [39][P256]
          ——凯瑟琳•麦金农于1987年
 
人类学当中的“野马”费孝通先生在谈到文化自觉时谈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0][P188]换句话来说，文化自觉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介入姿态。它要求我们自觉的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幷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也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可以以小见大的概念。[41][P194]同样，作为一种泛文化的研究，女性主体意识是文化自觉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与文化自觉的历程及其程度是相伴相随的。因而，我们在从文化自觉来看人口意识、环境意识、人权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等具体表现时，也可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由某个方面来看其文化自觉情况。这也是人类学各分支领域把其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的习惯做法。这里，我们也可以在女性主义人类学提供的思辨平台上探讨文化自觉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互动关系。

一  人 类 学 领 域 的 文 化 自 觉

根据史料的记载，人类对异文化的发现肇始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对此，叶舒宪先生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不仅是地理的大发现，而且也是人类的大发现。”[42][P4]在叶舒宪先生看来，“人类学只有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形成之后才得以诞生。”[43][4]而地理大发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叶舒宪这里所说的是发展成熟的人类学——带全球性眼光的人类学。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在地理大发现后还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跋涉，即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文化自觉历程。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异文化直接引发的还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的比较意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心理上“我者”与“他者”的自发比较意识。与之相随的一个伴生物，就是“我者”优于“他者”的“我族中心主义”的优越观。在它还没有被意识到之前，也像父权文化传统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一样，被视为天然合理的。这种“我族中心主义”在人类学中的体现便是人类学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一方面致力于异民族异文化的发现，一方面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去打量那些“异己”的民族和文化。对此，葛兆光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他们主要通过调查现代世界上的一些未进入所谓文明时代的部族或民族以此来推测那些所谓“文明时代”的人类的过去。”还批评他们把现代与古代之间遥远的时间距离转化为同处一个世界的“开化民族”和“未开化民族”之间的“分间距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同源论和思想一元论”[44][P9-11]在理论建构早期的人类学者曾一度认为现存的所谓“原始文明”就是西方现代文明早期的模本。当然，这幷不是说不要研究古代的文明，现在的原住民毕竟“文化的残余沿着文化发展的道路留下了一个个里程碑，研究残存有助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过程。”[45][P28]而是我们应持的态度问题。在实践中，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人类学知识——原始民族的家族、信仰、仪式、风格，连同他们的故事、传说、神话——被殖民主义统治者用来进行殖民统治。在殖民主义时期，老牌的殖民大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殖民统治，就曾经派了很多人类学家到各殖民地国家去研究当地的各种民风民俗和制度文化。同样，人类也是在无数次的自相残杀，多次牺牲之后，才开始在反思中吸取教训，人类的比较意识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理智，也越来越宽容。可以说人类的比较意识是其产生之初出现了优劣观，又是在理性的反思中超越了优劣观，幷在人类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演化出一套学术的比较分法，也可以说，这种比较意识上对优劣观的超越正是人类文化自觉的体现。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在文化上从对“他者”（异文化）的发现到歧视“他者”的文化中心主义到力图把“他者”（本文化）放到与“我者”平等地位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文化自觉历程中，文化相对主义发展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也使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质的变革。可见，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判断，因为人们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点，有自己的个性。在过去，现在，将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评判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就像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有自然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异，但不应对之有高下尊卑之分。这也是基于文化价值判断上的一种文化态度。人类学者在研究异文化时，要尽力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同样，各学科领域在研究性别关系时，也应尽力避开性别意识上的偏见。点上是如此，面上同样也如此，反过来说，面上如此，点上也应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又是“自觉”的人们的一种文化态度。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者韦斯特马克最先使用了“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主义)一词（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1-2,London,1906-1908）“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与理论，则始于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博厄斯（F•Boas）。尽管，后来的学生有把它发展到极端的倾向，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专有名词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幷且，它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已成为文化自觉历程中处理“我者”（本土文化）与“他者”（异文化）关系的一种指导原则。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过程中女性主义学者逐渐意识到：在父权制文化传统里，男性是绝对的“我者”，女性是作为“他者”的“她者”，处于从属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中心主义在性别研究领域的延伸，表现为男性中心主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更进一步认识到：男性中心主义之下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一样应引起重视。而要改变这种性别压迫下的女性从属地位，必须提倡女性之间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关系（Sweet Sisterhood）。至此，伴随着文化自觉前进的脚步，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迈开了坚强的步伐，女性群体的反抗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由反叛与同谋走向了自觉的反叛，由“女性相煎”走向了“姐妹情谊”。当我们用跨文化、跨学科的全球化眼光往回看时，理性的反思会让我们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看法。不过，就像文化自觉的艰难历程一样，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经历了艰辛的跋涉。然而，只要父权制文化传统未能消除，只要建立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秩序的目标未能最终实现，它就将继续走下去。哪怕是步履蹒跚，忽左忽右。只是，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中西方的表现各有不同，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