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5)
2013-07-05 01:01
导读：在西方，在当代妇女运动中，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被认为是一种团结各阶层各种族各国家妇女反对父权制的凝聚力。她们强调应学会在团结中生活和工作，
在西方，在当代妇女运动中，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被认为是一种团结各阶层各种族各国家妇女反对父权制的凝聚力。她们强调应学会在团结中生活和工作，应注重集体的联盟力量。团结有助于加强斗争的反抗力量，没有联合阵线就不会有结束性别压迫的。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女权运动。因而，实际上，觉醒后的女性在女权运动中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政治团结的场所。虽然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前的女性在对父权制文化体系的自发反抗中形成了一种既反叛又与之同谋的“女性相煎”的关系，幷且这种父权制文化传统形成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已社会化，内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集体意识”，至今仍有余响，但是也正是这种内部化了的女性之间的同性别歧视使学者们认识到了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提倡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关系，就是为了克服这种同性之间的“相煎”关系，为建立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秩序而共同奋斗。这里，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战争固然处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利益上的你争我夺，决不会发生在互不相关的绝缘体之间。对抗不仅表示了联系，而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导致联合。”[59][P168]在中国，受西方理论与实践领域“姐妹情谊”关系的极力提倡的影响，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对“姐妹情谊”关系的提倡。自女性主义者意识到父权制文化的内因化作用是深层的原因起，女性主义就开始了与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人类学的互动。中国的女性主要人类学也开始由借鉴走向本土化。
2、“姐妹情谊”关系与女性同性恋关系
这里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论及的姐妹情谊关系的研究，幷不能等同于女性之间同性恋关系的研究。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伊里莎白•福克斯——吉纳维斯（Elizabeth•Fox•Genovese）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姐妹情谊”这个概念进行了概括和批评。她认为，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是妇女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一种关系。这个概念用的是家庭关系的比喻。在西方国家中，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认为这是妇女由于其独特的性别特征而形成的特殊的妇女之间的关系。第二层含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些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她们认为“姐妹情谊”这一概念是团结受压迫妇女开展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9][P35]可见，这里提倡的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女性之间团结一致的联盟关系，它强调女性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一股合力，政治色彩较浓，与那种强调彻底的抛弃异性爱，回归母性世界，重建与母亲的身体与爱的情感的亲密联系的同性恋关系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团结，并不阻止人的生理上的异性爱取向；后者更多的是从生理上的同性爱取向出发。前者是为了颠覆父权制文化传统，是为了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的积极进取的姿态。后者力图彻底的驱逐男性，实际上是一种回避现实的看似激进，实则消极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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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类学发展到第二阶段（1920－1980），女性主义者和人类学家们都普遍接受了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观点。把生物因素和支配着人们行为和个性的文化因素截然分开。西方的女性人类学学者在这一时期完全抛开了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而重点研究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影响自然也包括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以笔者的观点来看，以文化心理来研究性别关系是应该的，而且是很关键的。但这里的性别关系应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关系，还应包括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三种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应该作为整体来进行分析。男女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存在的，但是否一定么采用二元对立模式去分析呢？笔者在这里主要是通过女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关系是文化构成的一部分，研究文化尤其是研究社会性别文化心理的积淀过程也是研究性别的需要。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体系里开始什么样的文化心理模式使女性在父权制的压迫下“相煎”的。接下来，我们看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又是怎样使女性团结联合起来，结成姐妹同盟关系对抗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
女性文化反抗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方式的变化与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发展是异质同构的关系，“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带来了人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女性也需要从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建国后，政府以法律的力量确保妇女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包办婚姻、女性职业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从法律上予以废除的措施。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带来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显得至关重要，是女性之间主动结成同盟关系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提条件。觉醒中的女性主体逐渐意识到：女性之间不仅要在物质层面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男性中心主义。还要在精神层面上互相支持与援助。觉醒了的女性对这种反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反抗，还要自我建构，使自我主体价值得到认同，既得到异性的认同也得到同性的认同。其实张爱玲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她自己也是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只是她在自己的文学之“家”里，只与历史对话，因而有人称她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上海租界里的旧社会。也正是这种回头看的眼光才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批判的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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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主体的压迫产生了女性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的需要，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使这种需要成为可能。在父权制社会设置的文化之网中，女性在这张网上一次次起跳，又一次次落入网中，不过每一次起跳与前一次的起点都会有所不同。女性之间的利益冲突曾使她们“相煎”，当她们逐渐意识到女性彼此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因父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所致之后，女性开始以另一种态度对待她们之间的矛盾——以一种自觉的意识克服小矛盾，解决大矛盾。她们自觉的建立起团结一致的同盟关系，并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姐妹情谊”关系，一切为了共同的敌人，即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压迫，西方尤为提倡这种“甜蜜的姐妹情谊”关系。（sweet sisterhood）。这种“甜蜜的姐妹情谊”关系的建立，也像早期的“女性相煎”一样，成为女性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方式，只是以对同性的压迫的本能反抗方式发展到团结一致的自觉反抗方式。客观上，前者在反抗的同时成为反抗对象的同谋者，后者成为更为纯粹的反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