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6)
2013-07-05 01:01
导读：在父权制社会设置的女性生存环境里，生存空间的变化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使女性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反抗方式。在传统的封建制父权文化
在父权制社会设置的女性生存环境里，生存空间的变化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使女性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反抗方式。在传统的封建制父权文化统治下，女性的活动空间仅仅局限于家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再加上封建大家庭提供的场阈，女性“相煎”是她们本能反抗的结果。
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在经济与情感上都形成了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失去了男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根”，失去了依靠的肩膀，也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女性只有靠自己的青春、生育以及耍弄手段的做法去留住男人，因而，男性成为女性身份、地位、权利的争夺焦点，这是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男权社会为之提供了场地和条件（封建大家庭及其一夫多妻制），也给予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不同的特权。在这样的游戏中，除非女性自身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具备一定的反抗条件，否则女性之间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这就像一只皮球在两面墙之间来回弹跳，皮球每一次对墙的“攻击”都是女性的一次反抗。但是这些攻击往往因为对方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受到伤害，并且会弹向另一面墙——伤及自己的同类。这样来回弹跳下去，也就意味着女性不断的反抗，直到最后精疲力竭、歇斯底里。像曹七巧妻性母性的丧失、葛微龙的自甘堕落，都是在无奈中成为施虐者或受虐者的表现。张爱玲用冷静的笔触描写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前女性同性之间的极端化的矛盾冲突关系。
实际上，张爱玲也于自觉不自觉之间表明了觉醒女性的另一种反抗方式——以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关系来对抗父权制社会及其被迫的同谋者。比如在《十八春》中，曼祯在医院里就是在同情他的姐妹的帮助下暂时脱离了姐姐与之同谋的父权制社会的控制。曼祯是受过教育的相对独立的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也追求思想上的独立。但是他的这种觉醒意识也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还处于一一种朦胧状态，因而这种独立是不彻底的，所以最终还是未能走出父权制社会设置的怪圈。不过，曼祯代表的已是走出家庭、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女性的反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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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姐妹情谊”关系，到了张洁等人那里才成为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普遍方式。女性文化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反抗发展到这一时期，女性的主体意识已有所觉醒，女性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局限于今天，她们正处在由家庭走入社会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妇女最漫长的革命”。[60][P83]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或妇女还没有从今天中走出来，或承担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重担。在张洁的文学世界里，女性在有意识的以“姐妹情谊”关系的联盟反抗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因而具有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反抗男权意识这样的内涵。无疑这是对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又一次冲击。
在张洁之前，就有庐隐、丁玲等人在作品中写出了刚刚觉醒的女性在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的阴影里举步维艰的抗争之路，也是萌芽期的新女性拒绝重新成为男性依附和玩物而作出的苍白无力的自卫与反抗。这一时期的反抗冲击力还不是很大，对已经内化成女性心理定视的社会性别文化心理模式冲击更大的是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兄弟们》等作品。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姐妹情谊”关系予以不同的关照，并在理性的思考中对其可靠性进行了质疑。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过漫长的革命才争取到妇女的参政权、财产权等方面的权利。但是二战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强调为男性与女性的定位贴上了自然的标签，不仅被男性也被女性视之为当然。社会既定的文化模式又一次使女性刚迈出的脚步又“自然”的缩了回来，退回到家庭当中。然而，除非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觉醒了的女性是不会后退的。当时就有很多女性在思考这一问题――女性为何会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一定的保护后，仍甘心回到家庭，做社会传统认可的女性呢？法国的福里丹思索的结果是试图揭示“女性的奥秘”[61][P114]，女性退回到家庭，成为社会认可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家庭主妇后仍然感到不快乐。看来是“女性气质使男尊女卑内在化了，同时又助于操纵哪些具有妇女所没有的权力的人。”[62][P88]西蒙•徳•波伏娃在更为理性的反思中意识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63][P129]，“男女两性在传统父权制中的定位：男性为超验的（transcendence），而女性则属于内囿（immanence）性质。”[64][147]是什么使男性偏见在女性立场中内囿化了呢？还是那只无形的手，千百年来已经形成文化传统、未经质的改变，且内化到人的思维意识中的既定性别关系文化心理模式。它的拖力比法律保障带给妇女的推力要大得多。法律的保障让妇女有了向前的勇气，但无形的拖力设置了事业与家庭的两难选择，把大部分女性又“拖”回了家庭，也让少部分有勇气继续向前的女性撞得头破血流，勇气消失殆尽。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有着类似的经历。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女性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她们可以进学堂、受教育，婚姻可以自主，可以从事自己的事业。法律虽然认可了，但社会世俗却还没有认可。张洁《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是事业上有所成就具有独立个性的女人，但她们却被丈夫、亲戚、同事们视为异端。所以她们感到了不被理解的寂寞，以“姐妹情谊”关系作为寻求支持、躲避世俗的“方舟”。“姐妹情谊”的群体反抗方式多少带有一种尝试的性质，因而，《方舟》中三个女性相扶相持的动人情景中又带上某种悲壮的意味。如果说张洁的“姐妹联盟”是出于对男性社会的失望而反抗，被逼无奈而结成的同舟共济的“避难所”。那么王安忆的《兄弟们》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中对“姐妹情谊”既憧憬又质疑的矛盾心理。尽管王安忆曾在一次访谈中宣称“我不是女权主义作家”，“不喜欢被称作女性作家”[65][P31]，是对文本的解读中，却又可以见出其更为理性的自觉主动的女性探索精神。在《兄弟们》中，三个在学校相遇而成为亲密的姐妹们的已婚女性，以老大、老二、老三相称，结成一种“兄弟”联盟的关系。她们在与家庭/男性社会拉开了一段距离的空间里和谐相处，在同性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感到一种女性自我存在的意义之所在。这种女性间的平等、团结、自由和进取的“姐妹情谊”关系，历来为西方女性主义者所推崇，至今仍为中西方女性所采用的反抗方式之一。像《方舟》中的三位女性一样，她们同样把“姐妹情谊”当作一种反抗方式。不同的是《方舟》中的女性以“姐妹情谊”当作一种反抗方式，女性以“姐妹情谊”关系直接对抗男权社会，《弟兄们》中的女性以逃避的方式间接反抗。作者还在理性思考的基础进一步进行质疑，在憧憬着女性情谊成为女性的出路选择的同时，又怀疑“姐妹情谊”与社会传统现实的力量。所以作品中的老三在爱情与事业的两难之间选择了爱情。老大、老二各自重新进入传统的生活轨迹，并继续着内心的自我挣扎。她们也曾经相逢过，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老大的孩子在她们相逢后的喜悦之中突然跌破了头）把她们再一次拉回现实。可见，这种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姐妹情谊”关系极其脆弱、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