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2)
2013-07-05 01:01
导读：二 女 性 主 体 意 识 的 觉 醒 1、 西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下而上 早在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之前，女性群体就开始了对父权制文化体制的反抗，甚至可
二 女 性 主 体 意 识 的 觉 醒
1、 西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下而上
早在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之前，女性群体就开始了对父权制文化体制的反抗，甚至可以说在父权制文化传统里性别压迫产生之初就开始了女性解放之路上由自发到自觉的反抗。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前，女性在自发的反抗中形成的“女性相煎”关系。这里先谈女性自觉反抗的历史文化前提——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作为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在内的女性主义的先驱，西方的女性主义发展走在了前面。与西方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运动一样，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任何一个问题，当它被人们意识到的时候，就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就是文化自觉的开始。因为这关键性的一步引发了文化自觉，产生了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在西方妇女解放的时间之路上，不乏个人反抗的例子。但女性在反抗中逐渐由“相煎”走向团结，幷探索不同的解放途径，既彰显了集体的力量，也说明了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作为人类繁衍的基础以及人类群体的一半，女性应该拥有无可代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然而，父权制意识形态将男女两性的生物差异与社会性别地位混为一谈，再经由尊崇男性特质，贬抑女性特质的文化机制的作用，强化了性别歧视的社会运作模式。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阶级压迫等等，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女性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最底层。以印度寡妇的殉葬制度、伊斯兰妇女的面纱，非洲妇女的割礼，中国女性的缠足等为代表的迫害女性的陈规陋习摧残着妇女的健康及生命。不仅欠发达国家如此，在西方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上至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下至当代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人们同样可以从中发现男权中心立场的顽固坚持，以及对妇女身体的物化，对其身体与精神自由的压抑与禁锢[46][P18]压迫的强度有多大，反抗的力度就有多大。所以，性别歧视与压迫，不仅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解构目标，也成为女性觉醒，女性解放实践的历史和现实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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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始于18世纪后期，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女性主体意识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唤醒，形成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也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历程、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开端。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天赋人权”的人本主义为思想基础，以争取获得选举权为标志的一系列公民权为特色，以跻身公共的社会空间为目标。而且，这一高潮的出现与启蒙时期以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天赋人权”思想和理性主义潮流分不开。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美国的卢克雷•考分•莫特（Lucretin Coffin Motl）、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don）、法国的奥林珀•德•古杰（Olympe de Goages）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先锋。这些富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反思自身性别群体受压迫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时意识到；当时人们极力提倡的“天赋人权”知识涵盖了中产阶级男性的人性思想，女性始终被排除在这种父权制文化传统之外。于是她们基于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的哲学核心——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或者说“天赋的”、国家也不可侵犯的权利，提出了妇女被赋予与男人一样的天赋的权利。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将《西方女权辩护》一书献给法国大臣塔利兰德（Talleyrand）时就强调过“如果妇女被排除在法国新宪法之外，法兰西仍将是一个专制的国度。”[47][P2]但是，当时使天赋人权学说得以形成和实行的男性理论家拒绝接受女权主义先驱的观点。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辩护》一般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她在该书中谴责了束缚妇女、造成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主张给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其他社会权利，培养她们的理性，使她们真正履行贤妻良母的职责。而穆勒则在她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的首页就开张明义地指出：“我确认，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的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48][P255]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启蒙时期的到来也带来了文化自觉的启蒙。只是那些天赋人权的极力提倡者们一方面明确阐明“我们掌握这不言自明的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49][P3]一方面又很明确的提出“丈夫与妻子，有时也难免意愿不一致，必须坚持的是应建立起•••某种准则•••毫无疑问应该采纳男人的意愿，因为男人的意愿更合适、更强硬。”[50][P4]可见，一个明确提出丈夫拥有凌驾于妻子、儿女之上的权威的时代，所谓的“天赋人权”只是为男性争取人权，相对于女性来讲，它仍是一种特权。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女性的所谓“天赋”的人权，因为男权意识的人为因素而变得没有了“人权”。因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争取权力的平等是十分必要的。斯坦顿于1848年起草的《观点宣言》就直接呼吁“我们以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政府的建立正是为了保证这些权利•••”[51][P9]在女权运动先驱者与理论家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女权主义的抗议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高潮，幷相继取得了一些权利。19世纪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妇女首先赢得了选举权。战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妇女也先后取得投票的公民权。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妇女也获得了完全的选举权，幷且这一权力被明确写入了宪法的第19修正案。
应该说，这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的女性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善。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因此而沉寂了一段时间。随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又回到了舒适的集中营——“家庭”中，女性幷没有获得人格、尊严、地位的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即在获得一些相应的权利后，很多女性仍然“心甘情愿”的回到家庭中。当时，许多女性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城市的郊区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漂亮别墅，以成为中产阶级快乐的家庭妇女为荣。1963年，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通过大量的调查访谈，写出了《女性的奥秘》一书。通过对“快乐的家庭主妇”——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大量调查研究，弗里丹发现：这些妇女在实现了梦想的这一切后，却又陷入了自我失落的深深痛楚、无名的烦躁感和空虚感之中。弗里丹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的剖析，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该书也因此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标志性的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