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4)
2013-07-05 01:01
导读：当时中国的女性不会有这种极具独立意识的表现，因而也不会有这种极端的遭遇。所以，曾有很多学者对此不能理解：中国的女性权益在革命过程中就有了
当时中国的女性不会有这种极具独立意识的表现，因而也不会有这种极端的遭遇。所以，曾有很多学者对此不能理解：中国的女性权益在革命过程中就有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法律保障，为何中国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却不如西方。至今仍处于对西方的借鉴阶段呢？这不仅是西方学者也是中国女性主义者思考的问题，也再一次说明了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性，群体意识的文化观念的重要性。在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比西方晚了一个多世纪，一般以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革命为先导，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就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女性解放运动，因为只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具有非独立性。实际上，这种主要以男性主体意识倡导与推行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要服从主流革命的目标，还要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解放运动。而这正是“男人能办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办到的”能为广大女性所接受，幷被奉为“女性解放宣言”的“集体无意识”前提。说到底，仍是人类中心主义延伸之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表现。而这又在两种意义上影响了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化建构。一是强化了以男性文化为标准的“女人做男人”的性别模式，从而淡化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女性解放运动不能离开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不管这种批判将带来怎样的偏激和失误，它都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必要之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中对男性中心主义批判的淡化，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它不仅源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和男性化色彩，还源于父权制文化在现实中的遗存及其内化。一是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即性别意识的文化反思。而这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是女性主体意识走向深入的必要途径。虽然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改善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法律的保障使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机会，但幷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平等。因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没能在反思中走向深化，走向真正的成熟。可以说，女性自我反思的缺失，在实际上导致了女性解放内在生命力的丧失。和中国不同，西方女性的女性主体意识成熟得较早，“她们始终关注自身，试图解释自身存在得种种奥秘。她们用种种方式来了解自己，来认识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一种社会存在物和一种精神存在物所具有得种种特性，因为在她们看来，自我认识是自我解放得前提，而女性认识的过程又同时是女性自我批判的过程。女性的自我反思，给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54][P164]因而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也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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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的政策在具体的实施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同样，我们不能否定中国自上而下的在提倡人的解放的同时提倡妇女的解放，何况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保障。当然，现在女性问题依然存在，但我们幷不能因此而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毕竟，中国的男性与女性都为女性的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也让中国的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些相关的权利，在经济上也一步步独立，在人格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尊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法律的保障没能彻底的解决女性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积极意义，而是应在加强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反思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固疾之所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我们方法上的革新、研究领域的拓展，思维方式的变革。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样才能带来文化上的自觉，也才会有整个时风的转变。
三 “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类学反思
1、自发到自觉：“姐妹情谊”关系的提出
“妇女问题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十大趋势之后，又专门提出了改变我们生活的第十一大趋势——妇女地位的彻底改变。妇女地位的变迁不仅是在法律和制度上的地位问题，而且也不单纯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改变女性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问题和女性自身的观念更新。”[55][P280]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如何。最终，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在那的女性主义走的都是殊途同归的路。起初，启蒙思想影响下的众多女性的实践参与，促进了妇女的自身觉醒，使她们意识到必须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女性主体主动出去也好，男性主义提倡也好，都为争取女性的基本权利做出过努力，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随后，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就发现法律的保障，只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机会的平等，幷没有带来真正的结果平等。法律可以给女子过去得不到的东西，然而其地位毫无疑问将和现在一样。[56][P82,114] “妇女幷没有像恩格斯预见的那样因为加入社会劳动大军而获得解放，妇女发现她们肩负着双重责任；在社会上为谋生而工作，回到家中还要继续无偿的家务劳动。”[57][P115]于是，觉醒后的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探索女性为何在法律上获得保护后，仍心甘情愿的回到家庭中做社会文化传统认可的女性？处于这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时期的女性主义学者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性别压迫的深层文化之源。意识到女性的解放实质上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在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理论的指导下，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在对父权制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时，更认识到改变已内化到男性和女性的思想意识中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重要性。当很多人对造成娜拉出走的原因进行探讨时，鲁迅思考的是娜拉出走以后以后怎么办？同样，对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批判还只是一种解构的姿态。如何在解构的基础上进行建构，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前提，批判是强有力的武器，而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终极目标。为此，女性开始自觉提倡一种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关系。“姐妹情谊是有力的”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实际上，“女性相煎”与“姐妹情谊”都是反抗父权制的产物。一个是女性觉醒前的自觉反抗，一个是觉醒过程中或觉醒后的自觉反抗；一个是即反叛又同谋的解构，一个是自觉反叛的尝试性建构；一个是被动形成的女性关系，一个是主动建构、积极提倡的女性关系。以两种女性关系为参照系，可见出不同的性别关系。只是由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不同，西方对“姐妹情谊”关系的提倡主要体现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领域及其理论成果。而中国受西方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魏天真对此有一种理解：“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斗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因此，在作家的身体力行中看不到姐妹情谊时，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她们提出的相关文本。”[58] [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