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情谊”——觉醒后女性的自觉反抗及其人(3)
2013-07-05 01:01
导读：更为可贵的是，弗里丹对制造出女性奥秘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剖析使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女性主义学者们开始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深层原因
更为可贵的是，弗里丹对制造出“女性奥秘”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剖析使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女性主义学者们开始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发现，妇女在争取到一些平等的权利后，她们幷没有得到结果的平等。不管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妇女仍然要面对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一定程序上机会的平等幷不一定带来结果的平等。受传统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一些女性连机会的平等也会放弃，而心甘情愿的回到她们“舒适的集中营”里。所以，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的参与者们不仅意识到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化下去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探索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文化意识根源的重要性——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是争取到一些权利就能实现的，因为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已经内化到人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化积淀过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性别关系的文化建构。女性主义人类学也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幷由把女性带入民族志进入到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探讨，逐渐形成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观点。既然性别关系由社会文化建构而成，而文化自觉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性别关系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分析范畴，其内涵会有一个演绎的过程。
父权制文化机制发展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时代更是获得了其理论基础——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由其生理因素方面的缺陷决定的，因而，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由于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只能按照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形象看待女人•••除非她成为男人的顺从的目标•••[52][P46]然而，女性人类学学者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同文化形态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性别观。例如米德的《三个不同部落的女性气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格论》。可见，女性的从属地位幷不是天生的，而与其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当然，女性主义人类学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生理差异而一味强调社会差异到承认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差异的过程，这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女性主义人类学发展到后来，在更为思辨的立场上强调：性别固然有其生理基础，但它不因此表明男女有高下之分，是个体经验的社会建构，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刻下了男尊女卑的烙印。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中期，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便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命题“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它动摇了男性中心主义赖以建基的生物决定论，标志着西方女权运动已超越对女性选举、参政、从军、接受教育等人身基本权利的切近追求，而将矛头指向数千年来男权制社会的精神结构过程。”[53][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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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文化自觉的脚步，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到此，其理论探索的深度和文化积淀的时间跨度决定了女性颠覆父权制文化机制的脚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气势，也越来越整齐。因为西方女性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行不通的。因而在社会性别建构之路上，觉醒后的女性自觉的走到了一起。在反抗形式上，提倡以集体的力量进行抗衡，“姐妹情谊是有力的”成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
2、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
女性解放运动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革命运动，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社会革命的启迪和引导，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在人们的精神建构过程中引发了文化自觉。自父权制文化产生以来，女性就没有停止过她们的反抗，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妇女解放运动始终与社会革命相伴相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与文化自觉相呼应。只是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中，不是没有觉醒的个人，而是缺乏形成气候的文化氛围。这里所谈的就是在一定的群体中形成文化观念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西方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运动的独立性革命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因而缺少相对的独立性，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子系统。其中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中，不断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由争取选举权等基本权利到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而是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等深层原因的探索，走的是一条女性独立自主的奋斗之路。而在中国，尽管有女性在压迫之下的本能反抗，有西方影响之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而，在西方，女权运动的主体是女性自己，女性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她们经过了漫长的革命才争取到妇女的一些基本权利。而中国则在1949年建国后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妇女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因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依附性而缺少独立的革命对象。社会革命作为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和重点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女性所受的性别压迫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压迫，压迫女性的势力是整个封建社会，是在几千年封建中形成幷因袭下来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因而其革命对象首先是封建主义。如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就把女性解放视为维新改良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缠足”，“兴女学”是两个基本的内容。虽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性解放运动。但作为其前奏，却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涂上了“社会革命”的底色，幷且影响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整个历程。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革命对象由五四运动时期的封建主义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压在女性头上，同时也压在全中国广大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直到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提出著名的“四权”理论：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性别压迫才从几千年被掩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幷与父权－夫权制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妇女解放之路也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上的自上而下，即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想通过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达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因而，中国政府很早就试图通过法律来保障妇女的权益。中国共产党早在1931年就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现男女平等的根本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的宪法，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即对妇女的各项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的革命之路非常艰辛，然而，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似乎要顺利得多。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1791年9月），奥林泊•德•古杰在巴黎散发了一本名为《妇女的权力》的街头小册子，她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中国，当全国上下都在忙着推翻封建主义、推翻三座大山时，中国的男性、女性似乎都无暇去争取妇女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