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与表现和形成的历史过(4)
2013-07-11 01:19
导读：在保持与英国传统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强了和美国结盟的关系。195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美国签订了集体防御条约《美澳新条约》。这一条
在保持与英国传统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强了和美国结盟的关系。195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美国签订了集体防御条约——《美澳新条约》。这一条约又由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加以增补。战后，澳大利亚奉行“前沿防卫”战略，将东南亚视为澳的“前沿”，跟随美国先后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长期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政府鼓吹每个澳洲人应“把朝鲜视做作自己的事情”[24]（P127）。澳大利亚先后派出一个飞行中队和三个步兵营参加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部队”。越南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政府又认为越战是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南下，污蔑“南越民族解放战线是河内的工具，河内是北京的傀儡”。[25]（P150）1965年美国将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后，澳大利亚马上响应，向南越派兵，喊出“自始至终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当时美国总统）在一起”[26]（P138）的口号。
直到60年代初，澳大利亚与亚洲各国的联系仍然较少。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说道：“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澳洲人必须在忠于英帝国和加强与亚洲联系上做出选择，毫无疑问他们将选择大英帝国。”[27]（P271）
（三）走向亚太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和世界局势的变化，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亚太地区，提出在经济上“面向北方”，加强了和亚太地区各国的交往。80年代，霍克总理执政期间，澳大利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重视亚太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到90年代，澳大利亚最终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全面转向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亚太意识逐渐成熟。
中国大学排名 1972年12月，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工党领袖爱德华•惠特拉姆出任总理。惠特拉姆带着改革的思想登上了澳大利亚权力的顶峰，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合，亚太地区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面对这种形势，惠特拉姆调整了冷战思维，认为澳洲至少10年内不会出现面临严重威胁，宣布放弃“前沿防卫”的战略思想，与邻国和平共处。惠特拉姆在就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澳大将成为不在军事上卷入亚洲事务和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国家。”[28]在惠特拉姆执政期，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改善了与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废除了“白澳政策”。在经济上，惠特拉姆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提出“面向北方”，加强与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和东盟的经济联系。
80年代霍克总理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重视亚太地区，并进一步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的联系。1983年，工党领袖霍克出任澳大利亚总理，此后，他连选连任，担任总理直到1991年。在霍克执政期间，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霍克政府不但在经济政策上重视亚太地区，在政治上，他也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积极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1983年11月，霍克在出访泰国时强调，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29]（P269）1989年2月，霍克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召开APEC部长级会议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同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霍克认为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论坛不但可维持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加强亚太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还可以削减贸易壁垒以及由贸易壁垒而造成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应该提到的是，霍克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霍克于1984年、1986年两次访问中国。1984年访问中国时，霍克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发生在中国的安静的建设性的革命更重要的事情了。”[30]霍克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霍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外交圈中都知道，没有其它国家领导人（象我这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如此直接亲切的讨论”。[31]（P129）霍克大力推进澳中友好，力图建立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以至于被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称为“患上了中国综合症”[32]（P294）。 1989年12月，在霍克政府中任外长的埃文思在作部长陈辞时第一次使用了“全面融入”一词来描绘澳大利亚面向亚太的政策。[33]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90年代，澳大利亚最终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全面转向亚太地区。1991年基廷取代霍克出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接任霍克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力主彻底割断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他说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保持和英国的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34]（P163）“英国的前途在欧洲，而澳的前途在亚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35]1992年，基廷一改历届政府总理首先出访欧美的惯例，于4月和9月两度出访亚洲，分别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柬埔寨。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召开了驻东亚使节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澳大利亚未来10年对亚太的外交战略，强调要加大对亚太的外交力度，从而使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融为一体，此项战略被称为“伙伴和一体化战略”。在该战略中，澳大利亚强调与东盟加强联系，对东盟推行“全面外交”。澳大利亚认为APEC和ARF（东盟地区论坛）是澳大利亚推行亚太政策的支柱和突破口，而前提是得到东盟的支持。在基廷执政期，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96年，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65%输往亚洲市场，澳大利亚工业部长巴顿说：“从贸易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已成为亚洲的一部分。”[36]
1996年自由党的霍华德在大选中击败基廷，出任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尽管霍华德明确反对“亚洲第一”，采取了“依托美欧，面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在对亚太政策上霍华德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与前几届政府的变化，但霍华德也不得不承认，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是澳外交重点中的重点。1997年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首次以政府白皮书的方式，确定了澳大利亚自身定位于亚太的政策：“虽然澳大利亚的各种利益广泛，但并非所有利益都一样重要。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亚洲太平洋是外交贸易政策给予最优先考虑的地区。”“今后15年澳大利亚地区安全战略核心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双边的安全和防务关系。”[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