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文学(2)
2013-07-12 01:31
导读：理论是抽象的，灰色的，而当作家们对这些理论身体力行时，理论的隔膜被他们的诗性之笔移走了。传统的历史形成的价值范式，遭到了普遍的置疑、转换
理论是抽象的，灰色的，而当作家们对这些理论身体力行时，理论的隔膜被他们的诗性之笔移走了。传统的历史形成的价值范式，遭到了普遍的置疑、转换，理性、启蒙也不再是捍卫的主题。他们凭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阶梯，在中国的文艺创作领域进行生动而形象的实践。
1、非理性人物：“自我的崛起”到“本我的沉沦”
新时期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它从文革的原茧中破壳而出，以极富觉醒的姿态来描写人。独立的“自我形象”与“自我实现”成为时代的旗帜。“自我”，这一启蒙话语，本是个性树立、人格健全、理性创造的标识，也即力抗群言、避免盲从、抗拒流俗、凸显主体意识。但是主体性崛起的“自我”形象在中国窒息太久，因此这种“自我”拒绝对历史的承继关系，虽然达到了以个性独立为核心的现代人性解放的可能深度，但“自我”迅速以自我纵情和自我生命扩张与传统对立变成了非理性的冲动、欲望本能的“本我”。“自我”被放逐，沉醉于生理感觉；个性的反叛，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狂欢。
诗歌总是时代的敏感神经，最先传达解放“自我”的消息。“过去的艺、诗，一直在宣传另一种非我的‘我’，即自我毁灭的我”。[35]他们怀疑、不满传统的一雄独霸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认为这种外在世界的宣扬，抽掉了“自我”宇宙这一隐密世界，而这恰恰是诗歌要表现的领域。“新诗所以新，是因为它出现了‘自我’，出现了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35]但是这个自我缺乏历史与现实的沉淀而且是排它的、完全独立、绝对自由、无限可能的精神主体。自我世界变成“唯我世界”。 “自我”崭露头角之时，抱着怀疑精神，诗人在怀疑当中确立自己的思考，“我不相信”（《回答》）给定的价值秩序。但是这种怀疑的阴霾，遭遇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冲击，如弗洛伊德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这种具有“怀疑精神”、在客观世界有些许印证的自我，马上变成了天马行空、绝无负累的形象。他们不再具有反文革的遗迹，而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自我”。《你别无选择》中有一大群才子激动不安，诱惑这群天之骄子并非非凡品质、远大抱负，而是纯粹要表达自己尖锐个性的空洞愿望；《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无时无刻不和社会抗争，“自我膨胀”使得其与社会划开一道鸿沟，只是在“自我的平面上行走”。个人和他人相互孤立，不认同任何一个确定的社会角色，所以他们永远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隐隐有一种尼采式的超人倾向。“高亢自我”在现实中的挫折遭遇，使得孤独感、荒谬感、虚无感成为其人生的基本情绪。既然深沉玩不下去，那么从蔑视传统价值的不胜寒冷的高处，跌入到恶俗的浊流，是“自我”的必然归宿。“自我”彻底失望，于是它便放弃一切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认同于反文化、反理性的狂乱。自我接受毁灭性的自渎：“我是流氓我怕谁？”在经历了一场质变之后，自我由孤傲自尊，转向“本我”的颠狂。“在和传统对话的时候，就是深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36]于是肉身不再沉重，而是欢娱之所，人生的意义之源。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自孔孟的“克己复孔”“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发展演变为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长达几千年的恪守中，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积沉于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对人造成沉重的压抑，扼杀了个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中国作家们洞视传统的痼疾，以怀疑亵渎的手段，激烈地冲击、碰撞、撕毁。但激进的方式一般是泼水弃婴，变反传统为反理性反道德反社会的必要规范。人类和谐生存的必要规范被瓦解了，最终处于一种善恶不分，以淫为乐的尴尬之境。中国非理性主义小说，首先对“本我”的存在找到理论根据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证明。当弗洛伊德风行大陆时，中国的作家仿佛一时猛醒纷纷加入对性存在的合理证明之中。第一个证明性是人格完善不可或缺部分的是张贤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接着便是洪峰的《生命之流》，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诱谷之恋》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性的痴迷与崇拜，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性是人生第一需要”的反理性命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直接、具体、细致描写性的小说。章永璘从阳萎到性功能的恢复，表明他的创造力的衰盛是受到性机能的支配。性是男人存在的价值，是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洪峰的《生命之流》证明得更彻底，性欲阐释无须时代背景的点缀，在深山里像狼一样具有强烈性欲的主人公，才配获得生存权利。生命之流简化为性欲之流。这时如果说性还有一种神秘、诱人和激动人心的色彩的话，那么到了贾平凹的《废都》，这种神秘全部褪下，性交已变为与大街上握手没有什么两样。不仅“没时没晌”而且也“没羞没臊”。庄之蝶在追香猎艳的肉欲纵欲狂中自我解脱，肉欲陶醉成为他须臾不可离开的鸦片。这个无行文人在如此快感中彻底交出了精神与灵魂，肉欲放纵与精神逃亡一起赛跑。
中国大学排名 当“本我”突破禁忌之后，变得痛快淋漓，它犹如一张大网，打捞所有流派的作家：寻根派、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无一“性”免。寻根作家虽然执着于文化隐含，但是自然崇拜使他们不得不唤起那种生命意味。寻根的晚出者莫言在他的高粱地里用一种原始的充满野性的生命热力来改造生命之根。当余占鳌在旷野之中摁住“我奶奶”那一刹那，“性”似乎强烈地反证现代文明的疲软和萎缩，也似乎为此提供了解救的良方。新历史主义小说人物，不再是昔日的英雄，在世俗的家族史、村落史、个人史的舞台上活跃的只是琐屑平庸的低级欲望。一个萎琐的男人可以因情欲而完成一个英雄的壮举（《冬之门》）。而历史上的英雄不过是欲望的容器，历史在普遍永恒的欲望中不断轮回（《故乡相处流传》）。传统的本质的追问彻底瓦解，历史仅仅是欲望的历史。《米》、《罂粟之家》、《我的帝王生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风琴》、《妻妾成群》等等一系列新历史小说，完成的都是颓败的历史缩影。而女性小说走得更远，她们旗帜鲜明的要求“躯体写作”“用皮肤思考” “用躯体检验男人”。女性经验被简化当为女性经验。爱情本是以人性的自由和尊严为基础的，而女性小说的爱情不再具有圣洁的模式，失去往日深情的品质，而是浅俗化为性欲的表达，以情为本转换为以性为本。卫慧、棉棉、魏徵、周洁茹、朱颖、林白、海男等等这批作家是其代表。她们省略一切恋爱的前奏，直奔性爱的主题。自恋、手淫、同性恋、渴望强奸、疯狂做爱是其人物思想行动的内容和动力，卫慧《蝴蝶的尖叫》小说中，“我”与男友皮皮在分手时还在房间纵性狂欢，皮皮在结婚前还与“我”相爱，性与爱严重破裂，成为动物的本能。她的“上海宝贝”倪可，在灵与肉的分离中没有任何不安，坦然地无所顾忌地享受着性事的欢乐，她无法抗拒这种非理性的诱惑。女性小说文化素养和历史深度的缺陷，使得她们永远只能徘徊于理性的门口，无法探索到理性的骊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