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文学(3)
2013-07-12 01:31
导读：本我不仅仅是性还有物。市场经济解放人的思想，财富是主体独立的坚实基础，于是对金钱的渴望，已不再掩饰。美元美元，美好的元，美丽的元（《我爱
“本我”不仅仅是“性”还有“物”。市场经济解放人的思想，财富是主体独立的坚实基础，于是对金钱的渴望，已不再掩饰。“美元美元，美好的元，美丽的元”（《我爱美元》）。“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买杀人”（《生活无罪》）。作为市民文化代言人的王朔在极力颠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神话之后，强烈地诉求其聚敛财富和金钱崇拜的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高贵的精神公主被粗鄙的经济大汉所击倒。金钱与自信、幸福、成功划上等号，经济动物是他们的小说中的主要形象。
本我作为人性结构之一，它不应当遭到漠视。非理性主义对本我的刻意关注和强调，自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文化传统和文革时期文学，过多的关注人的理性社会性，使富于激情的生命变得僵化板结。非理性主义对人性本我的重视，一方面，它无疑有唤醒生命，加深对人的认识的作用。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同时也有深潜的非理性因素，灵与肉不能被割裂而只突出一面。但我们不能将本我作人性的全部，更不能认为它就是人的本质，去将幸福的承诺定格为本我的无节制的满足，将生活的痛苦归因于本我的压抑，将社会的发展交付给本我的驱动。本我抽象化最终也只是自我的异化和无可挽回的失落。另一方面，对本我的重视也有使文学回到审美本性上来的作用。毕竟文学是人学，只有当文艺作品在写人时，它才可能是审美的，因为审美就是审人类自己。但文艺作品写人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还存在一个怎样写人的价值论上的考虑。非理性主义对本我的展览，使得感官享乐变得直截，从而否定审美体验过程的必要性。快感成为直截的供给物，而形象成为纯粹的直观，审美失去了严格的标准。所以在审美价值上非理性主义的作品与其愿望相去甚远。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2、非理性世界：诗情的消解到荒诞的存在
非理性世界，就是对昔日激进理想世界的反叛，曾经基于理性的可能和对人存在的坚信，都遭到了消解，理性对幸福的承诺变成了空洞的谎言。在这个世界里，弥散的是莫名的情绪，作家的明晰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向往被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所替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应成为什么样子，在他们的创作中描绘中想像中，都退回到非理性当中去了。
诗意的栖居，当然是人类的理想世界。文学作为对人类的关怀，确应给我们这样一个希望，尽管我们坚实生活在凡俗的世界，但是向前进仍是我们的主导方向。然而在新写实和许多先锋小说里，日常生活的诗情被瓦解了。传统小说中的日常世界溶入了作者的理性判断的经验世界，这种理性的判断消融于小说的人物的刻画、情节、细节的处理和提炼的诗性想像上，有时叙述者直截加以评论。这种理性的介入代表了作者的一定的价值理想，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某种主观化的色彩，牺牲了它的真实性。而新写实为了不致破坏生活的真实性，便取消了这种介入，造成一种主体缺席的话语状态。生活在小说中被还原，艺术高于生活的理念被悬置，也就是所谓零度写作。这种裸露生活真实，零价值判断的逃逸态度，是一种文化失望的表达。新写实沉醉于生活的此岸，亵渎神圣和崇高，对精神采用一种调侃和嘲讽的态度，生活还原，纠缠于“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37]在新写实的镜照世界难以找到希望的晨曦。日常生活烦心烦意，犹如一张巨大的“网”，谁也摆不脱。并且这种日常生活不停地重复表演，每一天可以换为相应的另一天，所以“不会有什么明天”（加缪）。“排队买白菜”，拉蜂窝煤，上班下班，侍弄孩子，对付保姆，要入党要升官，平庸琐事……。生活无诗意可表，也无理想可求。这种缺少理性主体干预的艺术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可亲的世界而是一个“烦恼人生”，它使人产生不了理性的激情，对生活意义只有消解的倾向，只求活着向平庸靠拢。“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一地鸡毛》）。就连最富激情的爱情也只是一种自我虚构，只有“不谈爱情”才能圆满解决一切问题（《不谈爱情》）。彻底放弃意义，“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风景》）。刘震云、刘垣、池莉、方方、叶兆言、范小青等这一批作家，就是如此描绘日常生活。这当然与社会转型期的原有价值体系的崩溃有关，同样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有关，“存在”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词汇，存在主义的“烦”的命题不可不对其产生深刻影响。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烦”在影响新写实作家时，其另外一个“荒诞”也在对中国文坛产生深刻影响。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荒诞主题是由于识觉到人类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下陷入孤立无援， 世界与人如此陌生，人与客观世界极端游离，人与人之间不可沟通。“荒诞”成为他们一种形式的反抗，一种窒息下生灵的自由呼吁，极富哲理意味。新时期荒诞小说受西方现代派的启蒙，一开始就力图寻求某种内在的精神的契合，力图揭示存在的荒诞性从而显示出非理性主义的色彩，如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湛容的《减去十岁》，北村的《谐振》、刘索拉的《寻找歌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等。但是最初的荒诞小说并没有一开始就达到很深的哲理的高度，而是在肩负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将荒诞性演绎到具体的生活情态当中，要么以变形夸张、混乱、虚构来揭示制度化的生活对人的压迫。（《我是谁》中的韦弥在丈夫死后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状态，幻觉中自己变成了“毒虫”和“牛鬼蛇神”，从而怀疑自我及社会，最终自杀。《泥沼中的头颅》写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失身于泥沼中，最后只剩下头颅在泥沼中不停的旋转表现其对现实的控诉和执着追求。）要么以喜剧形式，在人物的动机和结果的强烈反差中，表现这个荒诞社会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剥夺，从而揭示人的异化生存状态（《谐振》）。然而在哲学上更具存在主义意味的荒诞性，在早期的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中就可见到，但这只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观念性模拟，他们的那种焦虑感绝望感并不带有本体的意义，而是一种虚假的反抗。而对荒诞把脉彻底的是残雪，世界对她来说是先验的荒诞的。但这种荒诞性体验不同于北村们的具体的生活情态而是一种幻觉的带有某种精神病式的体验，她力图回避理性的支持而执迷于这种臆想幻觉。在梦境与现实中来回穿行，这种关联的纽带就是世界的先验荒诞。残雪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提防，互相仇视，个人与他人和世界绝对对立，产生一种被隔离的恐惧，从而变成一种怪异。这个世界总是隐藏着“什么阴谋”，让人“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论是在《黄泥街》还是在《山上的小屋》，人与人之间虚伪相对，不论虚汝华如何禁锢自己（《苍老的浮云》）还是“我”躲在大木箱子里，都无法找到安全感（《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这里人物被扭曲，“他人是地狱”，人一旦与他人生活，立即荒诞变形，人性马上就会异化。但这种异化并非源于外在物质，而是人性本身，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本质根源。所以残雪的荒诞世界是属于本体性质的，她的那种绝望焦虑是根深蒂固而不是一种观念的粘贴。但是这种将世界视为无序无逻辑的混乱神秘的堆积，人的无理性无良知是世界荒诞来源的艺术，失去审美理性的制衡，虽有真诚的人道观但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只能成为艺术的“恶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