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生活与哲学观念的变化看“审丑”意识的(2)
2013-07-30 01:03
导读：4．信仰的异化。上帝死了，在中国人听来似乎平淡无奇，于西方人看来却无异于平地惊雷。因为对西方人来说，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
4．信仰的异化。“上帝死了”，在中国人听来似乎平淡无奇，于西方人看来却无异于平地惊雷。因为对西方人来说，“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终包围着个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的一个坚固的精神模子，它把个人的一生所有寻常的和非常的时刻都予以圣洁化并包含在圣餐和宗教仪式之中。”[2]（P24）上帝不在，贡奉上帝的教会又有何存在的必要？这样，失去教会，也就失去整个一套象征物，偶像，信条和礼拜仪式，教会不再是人生最终和无庸置疑的归宿与避难所。“由于失去宗教，人就失去了与存在的一个超验领域的具体联系，他就可以毫无约束地同这个世界的全部无理性的客观现实打交道。”[2]（P24）在人们发现自己可以无恶不作而不受任何惩罚时，对目标的追求便成了一种冒险，人们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成为真正的无家可归的孤独者，成为失去精神支柱，无所适从，随波逐流的茫茫大地上的流浪者。这正如加缪所说的那样，“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14]（P357-358）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是人们抛弃了上帝，不如说是上帝抛弃了人们。
“上帝之死”及社会的异化，使得现代西方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失去了一切归属感，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们成了孤独的流浪儿，上帝、自然、社会、他人，都是异己的，因此，其艺术不能不表现出深刻的孤独、苦闷、骚乱和不安。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抽象派大师的作品中几乎是用光怪陆离的色彩与畸形扭曲的线条构造不可辨认的对象，而且像立体派、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等作品中的对象也无不是畸形的，扭曲的，它们正是西方社会现代人那动荡、喧哗、骚乱的心灵的表现。例如，蒙克的《呐喊》就是一种绝望而孤独的呼叫。流线型的线条布满了天空，仿佛阵阵巨大的声音在震颤，在向那个孤独者施加压力。由于恐怖、战栗和极度的痛苦，画布上的人物的嘴和身体都扭曲了，无限膨胀变形的头部表现出心灵的强烈的、爆炸似的不安，而刺激的红蓝色对比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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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方世界一次次的工业和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打击远过于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文明的异化使人性扭曲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真正的艺术家哪有心思再为丑恶的现象涂脂抹粉？曾经在病态社会的丑恶之中挖掘艺术之“花”的波德莱尔，在其《断想》中吐露了真言：“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也无痛苦。”[15]（P30）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在现代社会成了虚伪的化身，成了矫情的装饰。既然世界是异化与荒诞的，那就只有用荒诞和异化的手法与形式才能真切地予以表现；既然真与善的对抗满目皆是，那就不仅应在艺术内容中，而且应在艺术的表现技巧上把这种本质上的丑披露出来。这样，一直以求真为己任的艺术家既然从“美”中找不到真，便只有从“丑”里去挖掘了。
（二）哲学转向的熏染
现代艺术“审丑”的兴起除了社会、文化等原因外，更与哲学思潮的非理性转向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撩开现代艺术的神秘面纱，还需认真审视它的理论基础——非理性哲学。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下叶，许多哲学家在不同的方面探讨了“丑”的精神现象，把“丑”的问题提到了学术思想的层面。“丑”的哲学走向异彩纷呈，我们可从以下方面来把握其来龙去脉。
1．品味悲苦。叔本华无疑是最早品味悲苦的哲学家之一。他将上帝远去、人成弃儿的深刻感受强化为一种悲苦意识的哲学。他认为人生即意欲（或曰意志），意欲求之不得，人难以排解“患得”的痛苦；而意欲得之复逝，新的欲望接踵而至，人又难以排解“患失”的痛苦；即便人的意欲能一一如愿，最终的感受也是过后的腻味无聊。总之，在叔本华眼中，世界是盲目冲动的意志的表现，人生是一场苦无边际的迷梦。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悲苦意识，却摈弃其悲观主义，企图通过宏扬强力意志，以唤起生命力，寻求痛苦，在痛苦与征服痛苦的争斗中感受生命的意义，最大限度地发现人的价值，体验生活的愉悦。尼采十分肯定地说：“你们愿意给这个世界一个名字吗？愿意给你们的一切疑难一个解决吗？愿意给你们、给你们这批最固执、最顽强、最狂妄、最不愿见天日的东西一盏明灯吗？——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你们自己也是这个权力意志——岂有他哉！”[16]（P24）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不受约束的创造力量，世界是听任权力意志自由驰骋的场所。由此，尼采在叔本华辟出的非理性领地又加了深深的一犁。他所提出的权力意志是对理性的一次更猛烈的冲击。他认为在灵性丧失的时代应该弘扬激情突奔的酒神精神，这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反道德的生命张扬。在艺术中，“梦”与“醉”作为
美学的两种境界，带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思维，本能、欲望、意志等非理性概念迅速流行开来，这无疑为丑的到来清理了路障。事实上，尼采所赞颂的美正是以往被排斥的丑。同时，尼采的超人哲学和价值重估理想，把代表西方宗教思想、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的最高价值标准的象征——上帝打翻在地，这既反映了西方人巨大的信仰危机，又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由此，人们在神光消褪的黑暗迷惘中尽显丑象，藉以抒怀遣情。尼采的这种危机感延伸到存在主义，便酿成了焦虑感、荒谬感。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其哲学中的恶心、焦虑、羞耻、失望与绝望等情感倾表现出了明显的悲观色彩。加缪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存在的虚无中突出的是荒谬性。荒谬是对理性膨胀的限制，是给浑浑噩噩者的清醒剂。可以说，加缪和萨特坚持的是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新的精神维度，是从美进入丑，并进而试图超越传统美丑观，以摆脱世界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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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叔本华、尼采，到萨特和加缪，悲观主义哲学家们把人世界的丑恶、苦闷和荒诞揭示得淋漓尽致。他们面对现实中的丑，却始终没有丧失顽强生活和执着抗争的意志。苦闷和荒诞更增加了他们对世界、对精神经验的诗意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