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主要表现(3)
2013-08-02 01:05
导读：这是有事请托于人而预先将女子当财物支付，以求获取丰厚经济、政治利益的交易。据《左传昭十四年》载，晋国贵族邢侯、雍子二人争夺鄐邑一片土地，
这是有事请托于人而预先将女子当财物支付，以求获取丰厚经济、政治利益的交易。据《左传•昭十四年》载，晋国贵族邢侯、雍子二人争夺“鄐”邑一片土地，长期诉讼不止，结下深仇。如果秉公裁决，其地当归邢侯所有。可雍子为了攘夺这笔可观的财产，乃以女色行贿，“纳其女于（法官）叔鱼”[119]。叔鱼得此艳福，竟枉法断邢侯有罪，终于酿成自己与雍子一齐被邢侯杀死的血案。战国初年，齐国的新贵族田常发动兵变杀死齐简公，夺取了政权，但因旧政权的影响还在，旧势力仍然强大，他在继续笼络国民的同时，还迫切需要拉拢左右的亲信、宾客，以取得他们的拥护、支持，为此，他下令国内各官府挑选出身材均在“七尺”以上的数以百计的 颀长美女，充实后宫，“使宾客舍人出入者不禁”，任其享用，结果给他养“有七十余男”[120]。这不仅扩大了田氏家族在齐国的统治基础，而且显示他为人毫无忌妒之心，襟怀十分广阔，可与天下任何士人交游，从而赢得国人舆论的一致好评。他比一般以色行贿者更是棋高一着。
6、牟取政治暴利
这是一些国君及政治掮客看准时机、对象，通过献纳女子获取政治回报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浓厚投机色彩的交易。例如，晋公子重耳因国内发生动乱，逃至国外辗转流亡达十九年。由于他是大国诸侯的公子，为人贤善，又有五位被称为“国器”的贤士随从辅佐，显现出“必得志于诸侯”、要成就大业的气候，故许多国君对他十分赏识、敬重，而一个继一个地献纳女子给他，狄君送予叔隗季隗两姐妹，齐桓公“以宗女妻之”，当他转徙至秦国，已经年逾花甲，秦穆公又“纳女五人”[121]。这些国君所期望的，就是他能早日回国实现登临君位的抱负，使他们所纳的女子成为大国诸侯夫人或如夫人，期望所纳的女子生育儿男，跟晋国建立甥舅关系，更希望所育公子将来登上晋君宝座。这样，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得到晋国的大力援助。这就是他们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而为之梦寐以求的政治回报。后来重耳果然回国即位，当年就迎娶秦女辰嬴为夫人，又接回季隗为妃。她们的国君达到了期盼已久的目的。又如，赵国人李园得知楚考烈王无子，四处采择“宜子”的女性入侍，仍为泡影，就带着他妹妹千里跋涉赶到楚国，要把她献入王宫作“宜子”者后补，然而他又担心楚王无生育能力，会使自己发迹的热望落空，便改换门庭投靠，将她献给楚相春申君。待她怀上身孕，他又精心策划，教她利用春申君要巩固权位的急切心理，对其加以利诱：“（君）进妾于王，王必幸之。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利令智昏的春申君果真送她入宫侍寝。不久，楚王去世，李园先发制人“杀春申君以灭口”[121]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拥立自己的小外甥为君。他就这样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下层平民一跃而成为了权倾朝野的楚国大相国。除李园外，还有一位熟谙此道而比他牟取了更大政治暴利的掮客，那就是以“奇货可居”显达而著称于史的阳翟大珠宝商人吕不韦。他“娶邯郸姬绝美者（史称赵姬）与居，知其有娠”，就把她献给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公子异人，再往秦国游说太子柱的爱妃华阳夫人，使她说服太子，确认异人为嫡嗣。其后太子柱即位仅一年亡故，异人嗣统也不到三年死去，赵姬子嬴政被拥戴为君。吕不韦这宗交易就赢得了儿子做皇帝，一直与之保持暧昧关系的情妇赵姬做了皇太后，自己官居相国，受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123]，可谓一本万万利！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随着男性社会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父权家长对于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制约的不断加强，就逐渐丧失了她们所享有的社会性成人的权利，逐渐被物化为只具有容貌形体魅力和生殖机能的性资源，为父权家长占有并充分加以利用，换一角度说，即她们的社会价值就只是充当她们所属的父权家长的政治工具、取乐工具和生育工具。其灵肉的物化就是她们被奴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然而，社会男性主流文化对妇女的歧视、贬损还在继续深化。战国晚期的法家代表韩非依据他的治国理论，从限制权臣、贵戚，防范宠妃、近幸，维护并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出发，就提出了比“祸水论”更具政治色彩的“色祸论”，以“色祸”作为封建君主统治的对立物来立论著述，论述它对权君的危害，并阐述他的性别功利主义，而将先秦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推向极端。
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眼光警醒地看到，高层权贵的奢淫，必然会激发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不仅危及君权，而且以引起政治动乱祸及国家社稷，从而认为“色”就是祸。齐桓公“九合诸侯”，霸业显赫，就因“好内，多内宠”，在立嗣问题上依违难决，铸成大错，而导致诸公子“各树党争立”，姬妾宦官也一同参与争斗，终于激起变乱，并招来宋等诸侯国的武装干涉。被儿子囚禁而死的齐桓公“在床六十七日”无人收敛，致“尸虫出于户外”[124]。一代叱咤风云的霸主就因“身溺妇侍”[125]落到了如此可悲的下场，齐国的霸业也随之付诸东流。晋献公老犹耽色，无有骊姬则“寝不安，食不甘”[126]，致使她政治野心膨胀，与一位做俳优的情夫合谋陷害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取代为嗣，由是祸起萧墙，外患相乘，“三君死，一君虏，大臣卿士死者以百数”[127]，国政局动荡达二十年之久，国力一度大为削弱。鲁公室贵族庆父伙同弟弟跟嫂嫂哀姜勾搭成奸，用私情诱逼她充当内援，以操纵其丈夫鲁庄公，掌握鲁公室的政治制动权。庄公死后，他接连杀戮两位国君[128]，使鲁国政局动乱不已，造成公室大权旁落三桓之手。韩非就以他们的教训为殷鉴，向封建君主提出忠告，必须谨防宠妾的“同床”奸术。即要警惕她们趁被召侍寝之机撒娇献媚，极尽迷惑之能事，跟君主进行权色交易，以“求其所欲”[129]，获取提高政治权位的承诺或保证；要警惕权臣贵戚用金玉等珍贵物品收买她们，通过她们邀恩取宠或探取机密，或者与其暗中勾结，图谋不轨。在作恶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她们就是潜匿在君主身边的“色祸”。她们的“同床”奸术就是君主治国的第一危险（韩非以“同床”为“八奸”之首）。为了引起封建君主对于“色祸”的警觉，他又进一步提出忠告，说夫妻非有骨肉之情，彼此不过“爱则亲，不爱则疏”，只是一种建立在色欲基础上的功利性的关系。以此，“其母好者其子抱”，妻妇姿色姣好，她的儿子也会以母而贵，备受丈夫的关爱，如果容颜衰谢，就“身疑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不仅自己失去丈夫信任，被疏远歧视，她的儿子也会被疑为没有才德而丧失嫡子的继承权利。如此利害攸关，“衰美”的妻妇就决不会坐待废黜，看着关系自己及儿女命运前途的权利让人夺走，而非抗争不可，这在君主之家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夫人、太子就都“欲其君之蚤死”，盼望自己能尽快登上母太后、君主的宝座，以免不时为君主移情别爱、擅行废立而担忧，有的甚至用“鸩毒”或以绳索“扼昧”[130]行弑，要拼个鱼死网破。因此，韩非认为，君主与夫人姬妾之间只存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无仁爱道德可言，对她们就绝对不能置信，即使召令侍寝，也只可板着脸孔“娱其色”，不给她们有“行谒”、“私情”[131]的机会，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范她们的阴谋、背叛、不忠，要用威严的家规、国法进行整饬，使其绝对服从夫君的意志、利益。进而，他把这种极端的性别功利主义和君主治国所必需的纲维法度融合起来，概括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所谓“天下之常道”，[132]以为普遍适应、永恒不变的伦理准则和社会最高政治原则，给男权主义统治者用作治国治家的武器。他将夫妻关系和君臣关系并举对应，就是强调夫妻和君臣一样，是主与奴的关系，其尊卑上下有如天悬地隔，不可逾越；妻对于夫，就象臣对君那样，必须尽忠竭诚地奔走服役，就是效死殉身也在所不惜。这与儒家的夫妇伦理观相比，儒家犹说“妻者齐也”，一娶即与之关系“齐”等，夫妻当“相敬如宾”，家庭应温情脉脉，体现出他们的仁、德思想，而韩非“天下之常道”却把夫妻关系界定为永远对立的双边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充满着严厉的政治性，这充分说明，他的“男尊女卑”观念非常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