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陌生化”理论纵读(2)
2013-08-03 01:18
导读：艺术观照，宗教观照（毋宁说是二者的统一）乃至科学研究一般都起于惊奇感。人如果没有惊奇感，他就还是处于蒙昧状态，对事物不发生兴趣，没有什么
艺术观照，宗教观照（毋宁说是“二者的统一”）乃至科学研究一般都起于惊奇感。人如果没有惊奇感，他就还是处于蒙昧状态，对事物不发生兴趣，没有什么事物是为他而存在的，因为他还不能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及其中事物分别开来。从另一个极端来说，人如果已不再有惊奇感受，就说明他已把客观世界看得一目了然。他或是凭抽象的知解力对这客观世界作出一般人的常识的解释，或是凭更高深的意识而认识到绝对精神的自由和普遍性。……客观事物对人既有吸引力，又有抗拒力。正是在克服这种矛盾的努力中所获得的对矛盾的认识才产生了惊奇感。[42][P22]
只有当主体与客体尚未完全分裂而矛盾已开始显现的时候，即人在客观事物中发现他自己，发现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时，惊奇感才会发生。而这种惊奇感的直接效果是“人一方面把自然和客观世界看作与自己对立的，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它作为一种威力来崇拜；另一方面人又要满足自己的要求，把主体方面所感觉到的较高的真实而普遍的东西化成外在的，使它成为观照的对象。”[43][P22]可见，在黑格尔那里，惊奇感是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维持惊奇感的过程。
黑格尔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到了无意识化和陌生化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民族的早期，语言还没有形成，要通过诗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当时诗人的话语，作为内心生活的表达，通常已是本身引人惊赞的新鲜事物，因为通过语言，诗人把前此尚未揭露的东西揭露出来了”，“使隐藏在深心中的东西破天荒地第一次展现出来，所以令人惊异”，[44][P65]诗利用共同生活中的语言，并将之“加以提高，使它产生新鲜的效果”。[45][P66]但是，“在过去时代里许多本来是新鲜的东西，经过重复的沿用，就变成了习惯，逐渐习以为常，转到散文领域里去了”。[46][P63]“在这种情况下，诗就要有一种自觉的努力，才能使自己跳出散文观念的惯常的抽象性，转到具体事物的生动性”，“为着要引起兴趣，诗的表现就须背离这种散文语言，对它进行更新和提高，变成富于精神性的”。[47][P62-66]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继黑格尔之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和美学家也提出了他们的“新奇”诗学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和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48][P42]柯勒律治（Coleridge）认为，诗的目的是“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并且，他认为：“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49][P63]雪莱（Shelley）声称，“诗掀开了帐幔，显示出世间隐藏着的美，使得平凡的事物也仿佛是不平凡”；[50][P129]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在其著作《片断》中则写道：“以一种舒适的方法令人感到意外，使一个事物陌生化，同时又为人们所熟悉和具有吸引力，这样的艺术就是浪漫主义的诗学。”[51][P207]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所言的“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和“使得平凡的事物也仿佛是不平凡”，其实就是一种陌生化思维模式，只是它们各自所采用的表述不同罢了。
从思维模式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陌生化”这一思维模式。但总的来说，此阶段的“新奇”诗论还停留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层面上，视“新奇”为诗学语言的一个艺术要求，一个为作为文学主体的内容而服务的形式和修辞上的要求。究其根源，是由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与人文思想语境所决定的。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哲学、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艺术的本质视为对外在世界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基础上，认为美和艺术的本质应从客观现实世界中去寻找。认为只有从现实的生活出发，才能找到文学的真正“主人公”。在亚氏的眼中，每一事物的本身与其本质是“实际合一的”，“认识事物必须认识其本质”，“美合于美的本质”，[52][P134]“美和善正是许多事物所由以认识并由以动变的本原”，[53][P84]文学的本质在于对客观事物的模仿，文学的“主人公”是文学作品的内容所显现的社会现实。基于这么一种文学本质观，使得他对“新奇”的论述只可能局限于语言文字及修辞学的层面上。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至于朗吉弩斯、马佐尼、缪越陀里、爱迪生以及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或主张艺术模仿现实，或主张艺术表现情感，而这两者都是视文学所表现的内容为文学的本体，他们不愿，也不可能将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的“新奇”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这就注定了他们对“新奇”的论述也只能是在不触及传统思想语境的范围内进行。
这一传统发展至黑格尔，非但没有得以改观，反而变得更为突显。在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理念”是一个超越一切的精神力量，是宇宙的最高存在。它相当于传统诗学中的“存在”、“本质”、“逻各斯”、“理式”、“道”等。所有的一切都以显现“理念”、观照“理念”为旨归。“美是理念的感性显性”。黑格尔从“理念”这一核心范畴构筑了其庞大的哲学和美学大厦。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理念”，所有的一切都又复归于“理念”。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文学、美都是“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去蔽”。通过文学，通过对美的欣赏，通过“去蔽”，我们得以对精神的最高存在——“理念”进行观照。既然文学是“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性显现”，那文学语言及形式的“惊奇”与“陌生”，充其量也只是显现其客观“理念”的一种方式，一种工具而已，而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人公”，成为其思想主导的叛逆因素。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才得以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