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务(2)

（二）赈源
赈源即赈款赈粮的来源。赈源是赈务机构实施赈灾措施的必要条件，影响着赈灾措施的方式和赈灾成效，在救灾的环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政府传统的荒政赈源以拨发粮款为主，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源不仅继承了传统的赈源模式，还开拓了近代化的赈源
1、赈款来源
（1）中央赈务会拔款
1931年水灾中，湘鄂同在受灾最重省份之列。中央赈务会拨发两省各17万元，[115]荆江地区所获得的政府最初赈款即来源于此。
（2）发行赈灾公债
该年被灾各省灾情奇重，非有巨款，难以实施普遍赈济。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又无充足款项用来赈灾，故国民政府决定筹募“民国二十年赈灾公债”8，000万元，以充赈款。[116]该公债以盐税为担保，专充急赈、工赈及购买赈粮之用。9月份发行3，000万元后， 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沈阳各地相继沦陷，“全国政治及心理上，引起不良影响，公债市场顿受重大打击”，公债未能续发。[117] 发行赈灾公债为政府筹集了赈款，使那些本来闲置的资金投入赈灾，挽救了无数灾民的生命。
（3）海关附加税
公债未能全发，但是各地灾情日益扩大，赈款不能不筹。1931年12月1日政府实行海关附加税，以代替赈灾公债，截至1932年7月31日止。在此期间，海关所征收之附加税10%，专为救灾赈款之用。1932年8月以后，按照关税税率征收5%，至美麦借款还清之日为止，8月以后所收税款不再用于赈款，而是专充偿还美麦价款的本金及利息之用。[118]
（4）融界、商界借款
办赈最初所需的临时款项、中途所需的急缺款项，多向金融界、商界筹借。救灾会以附加税为担保，与汇丰银行磋商，得其同意预拔英金14万磅（约值国币200万元），年息7厘，又以未发行之赈灾公债为担保，向全国公债基金委员会暂借得150万元。[119]急赈会在银行界借款未交付前，先由汉商会贺衡夫借垫5万元，省商联会苏汰余借垫1万元，作为临时急需。[120]湘省因久候美麦未到，堤垸无从兴工，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善后会）向银行界筹借银22万元，提前兴工。[121]金融界、商界的借垫赈款不仅是政府赈源的重要补充，更在赈款急缺时为政府解了燃眉之急，使政府得以及时开展赈济工作。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5）扣捐薪俸
1931年国民政府还决定对公职人员实施扣俸赈灾。以9—11三个月为期限，在此期间，全国官吏及国营企业职员、公立学校职员，公立教育机关职员，按月薪多少累进扣税。湖北省政府制定了两种方案扣薪助赈，甲种方案约可得赈款58，000余元，乙种方案可得赈款4，300余元。[122]
（6）征收赈捐
湖南省政府征收盐捐以筹赈款，自是年五月一日起至年底共征洋17万。[123]监利县征收官绅捐、特税捐、纸烟捐、屠宰捐等。[124]地方征收的赈捐，补充了中央赈款的不足。
（7）意大利退还庚款
1931年9月7日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交涉，提议将庚款一部分退还中国，专充购置修堤工作器具之用，同年10月26日即正式签订合同。意大利允许于庚款内退还美金20万元于中国，但中国应用此款向意大利购置堤工器具。[125]            
    2、赈粮来源
　　救灾初期最为迫切的任务莫过于挽救生命。因此，赈粮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赈灾成效的大小。当时仓储空虚，无以应对1931年灾后的救济问题。因此，国民政府于1931年8月15日与美国粮市平价委员会交涉贷购大宗美麦，9月25日双方签定借贷美麦合同，国民政府购得美麦45万短吨， [126]实际上，中国共收小麦22.5万短吨，面粉16万吨，折合共收小麦44. 5557万短吨，救灾会共付运费美金1，254，552元。[127]因此，虽然美麦贷款年息4厘，比救灾会从汇丰银行借到的垫款年息7厘相比较低，但其运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隔洋跨海的远距离借贷美麦远不及从国内“移粟就民”。灾后初期，湖北省有人提议向东北购买余粮，但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很快沦陷，东北这一粮食赈源被断绝，借贷美麦不能不说是在国内赈粮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以上赈源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除此之外，国内社会各界力量，国际上的支援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国内社会力量有旅外同乡会、宗教团体、机关团体、军队、工商界组织、慈善团体、医界、报界、演艺界以及好善乐施之仁人义士。《大公报》还发起“救灾日”运动，将1931年9月1日定为“大公报馆救灾日”，该日营业之发行、广告两部收入全部捐出，此外还有全馆同人捐薪1/30助赈。[128]虽然对这些社会力量所捐的财物难做精确统计，但从散见于《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湖北水灾日刊》的捐款记载来看，当不在少数。国外支援力量有华侨、红十字会、华灾协济会（美国）、中国灾赈委员会（美国）、美国政府、罗马教皇等。急赈会成立后两个月的赈款收入有：美国赈款40余万元，中央17万元，汕头7万元，上海湖北同乡会8万余，银行公会五万。[129]社会赈款占其总收入的78％，虽然这只反映了该会某个阶段的赈款情况，但也说明了在1931年赈务中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重要性。
　　在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源中，传统的政府拨款只是其中之一，且政府拨款占赈款总额的比例很小，近代的筹赈方式则占了主要地位。其中发行赈灾公债、征收海关附加税、向金融界、商界借款等这些筹赈方式带有浓郁的近代化色彩。因为公债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发行公债的条件是要有近代化的金融机关和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征收海关附加税和向金融界、商界借款必须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为前提。与意大利交涉退还庚款、借贷美麦则体现了赈源已扩至国际范围，其国际化程度正在加深。从1931年政府赈源的多样化、近代化、国际化特点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尽管财政支绌，赈灾乏款，还是在赈源上作了灵活应变，拓宽了筹赈渠道，为政府的赈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赈救措施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新的社会力量加入赈灾行列，使得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灾措施出现新的方法，既继承了传统的急赈、工赈、蠲免等方式，又采用了农赈、卫生防疫、筹办手工工厂等近代的新举措。
1、急赈
急赈就是对那些非赈不生的灾民发放钱粮、衣物、药品使灾民能够活命。灾民衣食冲去，居住无所，切望救援，一旦救者不至，饥寒即不可免。救灾首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 因此，急赈往往成为救灾中最先实施的措施，1931年政府对荆江地区的急赈可以分为赈粮、施粥、赈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