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语言文学论文 > 正文

论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务(4)

2013-08-07 01:12
传统的工赈大多规模小、仅停留在修复堤防、道路、房屋等层次，而1931年工赈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的对主要河流干堤的修复，并且救灾会的工赈有专职机构领导，有专门的工程技术人员策划、指导，因此该年工赈具有近代化色彩。
3、工贷
湘省滨湖11县（包括华容、岳阳）灾情惨重，救灾会原在湖南组织第十区工赈局，以赈麦3万吨就滨湖11县分别支配。由于美麦迟滞未到，而湘省修筑溃堤刻不容缓，湖南善后会也以洞庭垸堤皆由民间自筑，与沿江大堤情形不同，向救灾会呈请改工赈为贷款。其办法以原有急赈、农赈麦2万吨与工赈麦3万吨，合计5万吨，按前述11县，调查灾情轻重，令各垸业主，以民业田照或其他有价证券为抵押品，将赈麦变换现款，贷于各业主，自行招工修堤，贷出之款，分作两年收回，以备整理洞庭水利之用。救灾会认为以上提议不无理由，且三湘人士意颇坚决，乃撤回第十区工赈局。所有湖南省工赈事宜，完全交由该省善后会依照贷款办法办理，计至结束时止，共拨赈麦42500吨。[152]
　  湖南善后会先行支配华容、岳阳贷麦各600吨。[153]后华容八、九两区郑振楚等呈加贷款，湖南善后会将急赈项下待变现款之赈麦暂行挪作工贷，支配该县350吨，至完成堤工秋收后还尽。[154]除了贷麦，湖南善后会还配发华容、岳阳19000元。[155]为防止挪作它用，湖南善后会规定货款不能挪作事务费及不属于堤工各费。[156]但挪用赈款之事仍有发生，沅江县长李某就因挪用赈款免职，因此，湖南善后会还特别函电华容查放长“无论地方如何困难，军困如何欠饷，不得挪用分厘。”[157]由于贷款太少，湖南省善后会制定了补助修复湖南溃决堤垸贷款办法，颁行各县，严格限定贷款的使用。该办法规定贷款范围以1931年溃决之堤垸为限，渍垸自不在列。贷款标准以工程大小及田亩数量为根据并不按照县份及灾情等第以为区别，以昭平允而免偏枯。
    湖南省工赈改贷反映了政府实施赈务时根据湖南省的特殊情况所做的灵活应变，政府贷出之款收回之后还可以用于水利建设。但是实施工贷毕竟不象办理工赈那样有工程枝术人员的指导，而是由各业主自行招工修理，因此其所修工程必不如工赈局所修工程坚固、合于科学。工赈局由中央与地方人员共同组成，互相合作、互相监督、组织严密，而工贷则由各县县长具体负责，各县没有专门机构，也容易滋生弊端。
4、农赈
农赈即“将赈款赈济灾农，使灾农运用赈款，购置生产上必需之用品，以恢复农事。”[158]若按其内容说，中国古代的“放贷”即属农赈，但农赈受西方合作主义思想的影响，又与民国时期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联系在一起，所以农赈在思想渊源与放款方式上远超过中国古代的“放贷”，是近代救灾措施。
救灾会曾拨湖南、湖北两省各1万吨办理农赈。[159]两省最初的农赈工作分别由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善后会）、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承办（以下简称湖南分会）。下面以两会的工作为例说明：
（1）贷放籽种
1931荆江地区水灾后，灾民一贫如冼，湖北善后会按照各县全县面积与被灾面积之比例分配赈麦。湖北省除宜都外各县领到的麦种额如下表：

县 名 枝 江 监 利 石 首 江　陵 松 滋 公 安
麦种额（石） 493 2136 720 1552 684 847
资料来源：《湖北水灾日刊》，1931年11月25日，第二版
各县受惠灾民，须于新麦上市时，归还借麦。贷放籽种不仅使灾民得到恢复农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而且也调动了他们恢复、重建家园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人心，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灾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2）修复民圩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救灾会的工赈以修复干堤为主，而湖北善后会则注重修复民圩，补充了中央工赈的不足之处。该会以美麦7000吨为修复民圩之用，按照各县灾情等级发放贷麦，荆江两岸地区湖北7县皆包括在内，实发美麦6，540吨，并规定应于1932年9月秋收后至1933年6月大麦收成时止，由县政府负责全数归还。[160]
（3）贷款
湖北善后会以民堤、籽种两项贷余之款10万元，借与湖北省立之农民借贷处作基金，由省政府借贷与农民，将来由省政府负责赔还。[161]
湖南农赈本由湖南善后会办理，实未办理，于1932年6月转交湖南分会代办，并将原拨农赈赈麦变价得款全数转交湖南分会。湖南分会依照总会办理皖赣农赈先例，在农村组织互助社，散放贷款。截至1934年年底，湖南分会在华容、岳阳的农赈概况如下表所列：

县别 互助社数（个） 放款总额（元） 收回总额（元） 结欠总额（元）
华容 194 50000 47593.400 2406.600
岳阳 64 26000 24406.690 1593.310
资料来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编：《民国二十三年赈务报告书》，
1935年印，第8页。
湖南分会规定农赈贷款自该年秋收起，至次年秋收分两期收回。由上表可知，结欠余额并不多，贷款可算基本收回，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对农赈的积极支持，湖南分会所称“各互助社对于农贷，均愿踊跃偿还，始终无一反对者”并非夸大其词。[162]
农赈不但使灾民能凭贷款、贷麦恢复生产，且将来贷款收回还可以在农村中继续流通使用。湖南分会把收回的贷款作为推行合作事业的基金，将成绩较好的互助社改组为合作社，荆江地区的农业合作运动由此而得以发展。截至1934年底，华容、岳阳已分别成立29、55个合作社。[163]正是农赈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起到示范作用，三十年代农业合作运动才在荒政的实践基础上蓬勃发展。因此，农赈不仅是一种积极的赈灾措施，而且为合作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某些操作经验，成为合作运动的先声。此次农赈所用美麦为5万吨，[164]仅占全部美麦的1/9，然而这点有限的美麦投入农赈仍然能起到良好的成效，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了农赈这一近代救灾措施的优越性。 中国大学排名
5、卫生防疫
1931年水灾后，瘟疫流行，因疫病而死者，其数较淹饿而死者为众。该年水灾救济的突出特色之一就是救灾与防疫并重。救灾会成立之初即设有卫生防疫组和卫生工作队，实施卫生防疫工作。1932年3月各卫生工作队改组为工赈区巡迴医队，第七工赈区医队共医治病人4，166人。原第十工赈区医队在包括长沙、华容等在内的二十县诊治病人总数为38，339人。[165] 急赈会还散发药品，开设临时医院、贫苦灾民中医临时施诊所。湖北省政府遵照中央颁布种痘规则实行种痘并筹设时疫医院。在流行瘟疫中以霍乱为害最巨，各工赈区实施普遍预防霍乱注射。疫区民众，普遍缺乏卫生清洁防疫之知识，灾后初期对西医也不甚了解，不愿接受预防注射，故内政部训令各省民政厅做好宣传工作，并附发标语、传单、卫生小册等样本俾得翻印分发于各县。救灾会供给各巡迴医队、医院大量印刷品以资宣传。湖北省政府为普及卫生教育，成立卫生宣传机关，不定期散发卫生宣传品。经过政府的宣传，灾民认识到了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及1932年夏季预防霍乱时，“因防疫宣传品之效力，所有巡迴医队及注射队所到之处，民众无不乐受注射，而尤以劳动者为多。”[166]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灾民的医疗条件有一定改善，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情的发展，降低了灾民患病死亡率。湖北民政厅长兼急赈、善后两会执行委员朱怀冰对卫生防疫工作的评价是“虽未能普及，或可防止蔓延”。[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