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1年荆江地区的赈务(3)
2013-08-07 01:12
导读：（1）赈款 水灾发生后，中央赈务会对湖北、湖南分别拨款17万元。湖北江陵、监利、石首、松滋每县受惠5000元，[130]湖南2县每县受惠7000元。[131]这些赈款
（1）赈款
水灾发生后，中央赈务会对湖北、湖南分别拨款17万元。湖北江陵、监利、石首、松滋每县受惠5000元，[130]湖南2县每县受惠7000元。[131]这些赈款能使灾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救助呢？以华容和岳阳为例：湖南省赈务会陆续发给华容县共14，000元，[132]中央拨发7,000元，急待赈救人数88，000人，平均每人0.24元。岳阳县得湖南省赈务会急赈款9,000元，[133]中央拨发7,000元，急待赈救人数188，500人，平均每人0.08元。由于赈款太少，各县仍然纷纷乞赈，面对此种情形，急赈会的有关人员感叹：“本会筹募赈款，力竭声嘶，虽博施有心，而普渡无力”。[134]
华洋义赈会的急赈工作较之政府更注重受灾各县，但因其财力有限，赈救范围也有限。华洋义赈会在湖北的急赈工作涉及到荆江地区的有江陵、监利两县。因捐款为数甚少，华洋义赈会以其不同于官赈的灵活性和务实性，采取将有限的赈款发放于需赈最急的灾民的办法，规定将每县“受灾极苦之人民救济一千名，暂以二月为限，每名每月食不得超过四元，合计每县在二月之内应由本会拨付大洋八千元”。[135]由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与该县县长及商会会长组织江陵支会，循道会牧师安德盛主持其事。[136]江陵支会以一千名受灾最重者为施赈对象，每名代表一户，由是每户全家均可得惠，两月之间共计发款四次，因该县米贵而杂粮贱，经支会讨论，分发饥米仍以发款为宜。[137]1931年江陵县共计收拨款8，000元，但“灾重币轻，严冬难度，除另拨大宗赈款外，并将原定每县主张救济极苦人民一千名之范围略事扩充”，待至1932年2月底，拨款用尽，即行停止。[138]监利亦为受灾最重之一，除该县县长及地方绅耆已将成年壮丁救护500余人外，其余妇孺均成饿殍，地方更无力拯救。华洋义赈会受中华行道会之请拔洋6，000元办理灾童学校，可收容灾童500名，每日除供以米粥二顿外，另教以识字，手艺，如此不但衣食有着，即知识亦为之增进，诚一举两得也。[139]
大学排名
（2）赈粮
荆沙水灾急赈委员会配给江陵米72担[140]。急赈会发公安县一区灾米100担。[141]湖北分会、急赈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拨松滋、公安两县赈米各1，200石。[142]岳阳自筹赈粮1，000石。[143]
（3）施粥
施粥的特点是所需钱粮较少，简单易行，可以“救死于须臾”，因此在古代就已是一种普遍实行的急赈措施。该年监利县将急赈款3，000元分区施粥，地点在县城火把堤、刘家铺、八尺弓堤、头半路堤、上车湾等处。[144]公安县亦分办粥厂。湖南粥厂由各县政府会同当地慈善人士办理，各粥厂所发粮食种类数量各有不同，大致每餐每人得米或黍六两至八两。[145]
施粥收效比较迅速，但也有弊端。施粥对粥厂附近的灾民来说实惠较多，对于远方灾民，或废工就食，或未沾实惠，未必有效。且人多粥少，未免争夺，常常是壮者受惠而老弱难及。
急赈是对灾民的无偿救济，与工赈相比体现了对灾民生命无差别的普遍关怀，是一项传统的给养救济，容易使灾民“仰给于赈施，增长惰风”。因此是一项消极的赈灾措施。但在救灾初期，其他积极的赈灾措施实施以前，急赈仍是必要的。
该年急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以下弊端：
①由于赈款太少，“其结果竟与愿违，有的未来领赈款，有的领了未发，有的领了挪用，有的因为灾民多赈款少，不敷分配，将款保存。”[146]如公安县应领赈款9，000元，该款早经公备，但因领款人未领，致使赈款迟迟未能发下，不知多少灾民因久候赈款未到而命丧黄泉。
②赈款支配不合理。急赈往往遵循平均原则，贫富不分，缓急不分，致使急待赈救之极贫之人不得一饱，而需赈不急，尚有能力购粮者坐享其惠。这是急赈常见的弊病，荆江地区也出现这种情况。据急赈会考察，各县长领到赈款，不分灾情轻重，平均分配，致使赈款没有充分发挥作用。1931年11月急赈会对此弊端加以纠正。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③赈款未能秉公散放。如监利县北乡新沟等处灾民代表黄炎九等向急赈会呈报虽蒙发下赈款，但该县北乡新沟等处灾民未沾实惠请求秉公散放。[147]
④赈款被克扣、截留。如江陵县政府将国民政府拨下的34，000元赈款及寒衣、小麦、麦种等救济物资以“代收”的名目层层克扣、截留，以致灾民被迫逃荒的不计其数。[148]
2、工赈
工赈，即以工代赈。施赈者利用灾区廉价劳动力完成某项工程，而受赈灾民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赈济。灾后不久，荆江地区各县市就纷纷请求以工代赈。救灾会于是年9月设立工赈处。工赈处为实施工程及管理便利起见，按照各河系流域之大小及灾情之轻重划分工赈区18区，在荆江地区范围内的有第七区、第十区，属湖南省之第十区后因改赈为贷撤消。每一区都设有工赈局，工赈局又设工程师一人，承工赈处长及总工程师之命，掌理局内外一切工赈事宜。
第七工赈局设于监利，以修筑堤防为主，完成工长172.4公里，完成土方2,115,832市方，工赈工资，按方给价，共发放麦粮19,922,470短吨，灾工人数80，000人。[149]每一灾工家庭人员以5口计，则监利、石首两县受惠灾民达400，000人。据湖北受灾各县1931年8月末先后调查结果，监利、石首两县待赈人口总计370，000，[150]可见两县灾民普遍受到赈济。
通过工赈，政府既利用廉价劳动力修筑了堤防，又使灾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赈救。灾民劳动是按工计酬，获得赈救物资的多少同其劳动量和工作效率直接挂钩，因此工赈既调动了灾民积极恢复生产、进行灾后重建的热情，又减少了施赈中的舞弊行为。堤防的修筑，还改善了荆江地区减灾防灾的水利设施，集救灾与防灾、恢复与重建于一体。该年工赈工资多以美麦支付，由于美沪之间距离遥远，路途险恶，美麦运输难免迟滞，给荆江地区的工赈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以麦粉放赈，能增加灾区粮食数额，有利于降低粮价，但对于不惯食麦的荆江地区人民也多有不便之处。除此以外，第七工赈局的工赈还存在以下不足：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一，工赈有限，仅少数县区的灾民能得到工赈的机会，灾民受惠未能普及。
其二，一俟工程完毕，灾民衣食无源，又恢复到工赈前的状态。
其三，工赈工程分为堵修溃口、退挽月堤、加高培厚三种，都属于治标措施，并未涉及浚河泄水之治本措施。
其四，注重干堤修筑未及民堤。
工赈局的赈款毕竟有限，其不能修筑之堤防由各地方政府负责修筑。各地方政府多对工赈大力推行，公安县甚至将急赈款6000元用于工赈。[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