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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文化溯源(3)

2013-08-11 01:12
从探索“兴”的起源过程，我们知道，“兴”是多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宗教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充分说明它是混沌统一的原始文化的一个历史性的结果。“兴”在其起源的本质上深刻反映着诗歌艺术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证明“兴”的产生——诗歌艺术发展的关键性的一步，恰恰是在宗教的神圣光辉的照耀下迈出的。
由于习惯性联想（即具体的原始兴象）向规范化的艺术形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由于意识形态的延续性特征——旧的意识形态不是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瓦解而立即消失，而是往往与新的观念意识同时并存，所以，在“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来断定哪是宗教动机的结束，哪是审美动机的开始，我们可以肯定的只能是：在积淀和演化过程中，习惯性联想中的宗教内容不断减弱直至消失，而艺术的审美因素则相应地不断增长直至发展成为“兴”的本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正是隐藏在动植物名称后面的原始观念维系着《诗经》兴象和“所咏之词”；正是残存于《诗经》时代人们头脑中的那些复杂而神秘的观念，为诗歌兴象建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使“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尽入比兴”，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视野。如果抽掉这根纽带，诗歌不但艰深难懂，而且必将因丧失整体感而无法解读。事实上《诗经》中的某些作品，从形象思维和艺术方法的美学角度看，已表现出成熟的艺术品质，其物象已超越原始观念、以纯粹的视觉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成为美的对象。如《苤苢》的从容自如，《蒹葭》的情景交融等。我们透析兴象中的具体物象，目的不仅在于诗的整体解读，更为重要的是探索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起源。随着观念内容的“积淀”，审美意识的觉醒，诗歌的演化、艺术的进步，《诗经》兴象逐渐超越原始观念内容，从以宗教巫术为核心的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中分化并独立出来，萌发于原始文化的审美的嫩芽一天天茁壮成长，“兴”的观念内容逐渐淡化并消弭于无形，“兴”——中国诗歌古老而独特的艺术方式，才得以作为独立的、单纯的形式遵循审美的规律发展。

1．3    “兴”与原始思维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叶舒宪指出：“作为引譬连类的‘兴’不只是修辞技巧，而且也是一种类比联想的思维推理方式，它充分体现着先秦理性的‘诗性智慧’形态。”[40][P392]
从发生学角度探讨“兴”的起源，我们就不仅仅是把“兴”作为古代中国艺术领域的一个范畴去研究，而是要把“兴”的研究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宗教、思维的诸种原因。从“兴”的思维发生角度来看，“兴”的起源是与人的思维发展，尤其是与原始思维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思维作为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并依然影响着现代人思维方式的原初性思维方式具有它的广泛性。
    泰勒的《原始文化》以及弗雷泽的《金枝》中都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原始人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论”，后来，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绪论》中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明确地这样表述：“一个用于一切的公设：人类的思维永远是和处处是同一类型。”文化人类学家们以大量的材料证明：在大量类型相似而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中间存在着相同的制度、信仰、风俗。也就是说，万物有灵论在人类早期社会不仅广泛存在，是原始思维其他方式的基础，而且许多思维表象有其共同的根源。列维-布留尔则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现代人逻辑思维中的逻辑规律，原始人有其特殊的思维规律，他称其为“原逻辑思维”。原逻辑思维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互渗律”，他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41][P67-70]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总之，从发生学角度看，“兴”是原始思维的具体表现，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互渗律、图腾崇拜都不同程度影响了“兴”的起源。这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艺术的起源是由多种动力共同作用造成的。劳动是其中重要的动力，而巫术说等学说的部分观点也有相对的合理之处，我们的研究也正是要寻找这多种可能，阐释一些神秘的文化密码，形成正确的、科学的观念。同时，“兴”是人类早期心理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是在人类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种特色鲜明具有思维价值的模式，后来这种模式逐渐为形象思维、理性思维、审美思维等模式所取代，而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兴”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总结出来的诗歌创作手法，对我国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极大。凃元济在《兴与原始思维》一文中把《诗经》的兴体诗的源流追溯到卦卜辞中的歌谣，将这些歌谣看作是兴体诗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原始形态，从而进一步比较《周易》卦卜辞与《诗经》的结构模式，探讨兴体诗的形成原因。他将《周易》卦卜辞与兴体诗作比较，结论是：“卦卜辞的结构模式与兴体诗的结构模式一致，《周易》卦卜辞中的象占之辞相当于《诗经》兴体诗中的兴辞（兴句、‘他物’），叙事之辞相当于中心辞（‘所咏之辞’）。……兴辞与中心辞之间也是以原始思维的互渗联结起来的。”[42][P47]由此看来，它们之间的相同的结构正是我们打开“兴”形成之谜的钥匙。
但是，若要用这片钥匙进一步揭开其深层奥秘，那就得细细推敲一下作为中华文化的最高经典《周易》及其《十翼》，且看看《周易•传》。《易传》揭示了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的看法。《系辞》提出圣人设卦以仿天地之文的思想：“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3][P558-559]可以看出，古代八卦学及其思维特点是将自然人格化，将人文与天文、地文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这种法天取象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传统文化思维与审美观照的方式。而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之上的。最早可以从甲骨文中的卜辞中见出。在占卜中，依据龟甲上的裂纹图象来判断吉凶，龟甲上的纹路与吉凶并没有客观规律的联系，因此，它没有理性判断的成分，完全是凭借古人的一种类推的直觉，是一种主观的联想，而这种联想的产生依赖于占卜者虔诚的宗教情感，沟通对象与认识主体的是情感与意念，它是一种非理性成分极强的思维活动。这种与“兴”的产生有相同之处的“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思维雏形，在周人喜好的《易经》的卜筮中得到传承与演绎。它从卦象符号联想到具体物象，再由这种物象进行类比，引申到判断，呈现出“意—象—言”的思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