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的文化溯源(4)
2013-08-11 01:12
导读：《周易》中这种借物象来类比人事、从象的垂示得出人事的吉凶祸福自然迹近迷信，但这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前已指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称这
《周易》中这种借物象来类比人事、从象的垂示得出人事的吉凶祸福自然迹近迷信，但这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前已指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称这种思维为原始思维。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具体的思维，他们不知道因而也不应用抽象概念思维。这种思维只拥有许多世代相传的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不受逻辑思维的任何规律所支配，它们是靠存在物与客体之间的神秘的互渗来彼此关联的。[44][P495-496]《周易》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和表现了原始人的这一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植根于原始思维的。原始人认为他们周围的实在本身就是神秘的，存在物之间都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互渗关系。各种属性通过接触、转移、感应而互通，影响整体的一部分就会影响这个整体，借助于“类似的东西”就会产生“类似的东西”，总之，在它们的集体表象中，每个存在物、每件东西、每种自然现象，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它们眼中的那个世界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神秘联系和互渗。
《诗经》中大多数诗歌继承了这种类比或象征的构思和模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典型的代表。前两句写自然物象犹象辞，是写生的、再现的；后两句言人事犹告辞，是直言，即对前面象所寓的意的阐发。细细品来，关雎求偶的兴象已比附象征着淑女与君子的关系。这种诗人用自觉而非逻辑推演悟出的兴象，比《周易》的兴象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有趣。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兴体诗兴辞与中心辞之间也是以原始思维的互渗联结起来的，其功能同样是起着象征的作用。即借客体中“具体的共相”，去表现一般事物、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用具体物象来暗示另一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思维方式，是由于原始人还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缘故，他们的思维着重在人类已经获得的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保留着客体的直观性，并依靠形象的类比，从某种启示得出新结论，表现新的生活画面。这样也就形成了认识活动中象征的特点。所以，《周易》中采用的用卦象来设隐喻的思维方式，也对“兴”中凝聚的象征意义产生了直接的启迪作用。
总之，比兴思维是脱胎于原始思维的。比兴思维的想象与联想源于原始图腾和原始兴象的联想，它的象征源于原始图腾和原始兴象的神秘象征意蕴，而它的隐喻则源于原始图腾和原始兴象的神秘的隐喻。这些足以证明原始思维与比兴思维的血缘关系。没有原始思维，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成熟的艺术思维方式——比兴思维。因此，探讨原始思维的思维特征，不仅对我们更好地把握比兴思维的思维特征有重要的帮助和直接的启发，而且对深入认识艺术思维的规律也是大有裨益的。随着人的独立与觉醒，“兴”开始逐渐摆脱巫术文化的浸染，走上审美之途，但是“兴”所深藏着的中国远古时代就形成的天人感应，观物取象，托物寓意的原始文化意识，却并未因此而消失。这种充满野蛮生命之力的原始思维，浓缩交织成“兴”的内在意蕴，它深深地沉积到不断演化成熟的“兴”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1．4 “兴”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如诸多研究者所论，“兴”的原典意义乃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其最初形式只是一种动作简单的祭神行为，即众人合举一盛满牺牲品的祭盘，祭奉天地神灵，以求得本部族风调雨顺，四时平安，生命强健。这是一种原始的农业崇拜，与我国传统的小农型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原始先民生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环境中，生产劳动既没有复杂的生产组织的中介，又没有复杂的生产工具的中介，只是个人以简单的手工工具直接同自然打交道，这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特殊亲密的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生产节奏，与昼夜交替四季轮回的自然秩序完全一致，这又使人们觉得自己完全是处在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运行轨道之中。面对自然的威力，人们又深感自己的孱弱与无奈，只能听天由命。但与西方不同，我国的自然崇拜没有恐惧对立的宗教情绪，感受的只是人与自然的那份亲和并附丽着浓重的感恩色彩。所谓“万物本乎天”、“天地之大德日生”、“天生五谷以养人……天之常意，在于利人”、“天覆育万物，既化雨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于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等等，都显示出大自然给予农业的恩惠实在是“无穷极”的，以致人类的一切生机全部仰仗自然的惠泽，因而我们的祖先虔诚地去崇拜、祭祀天地。因此，兴祭的原始功能便是沟通神人，协于上下，以承天意，一句话，“兴”的原初意义既与先民们最基本的生命意识紧密相关，又表现出以人合天、天人相合的集体心理体验。再后来，“兴”由最初的明确、动作简单的祭祀活动，发展为融歌、乐、舞于一体的高级活动。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兴”字的繁体为“興”，人们把“同”置于“興”的中心，置于舞人们的中心，是为了凸现它。这时，“兴”由人们最初对个体生命力的祈盼，此时已升腾为对“同”的目的性即“善”的追求。这样，“同”便成为了兴的核心。“同”成了一种心理范型，它凝聚着关于大同生活的愿望、观念，它是原始人最高理想的物态化。“同”就是“美”，就是舞人们于飞舞的狂欢中所瞥见的美的世界、美本身。“美”就是“同”，不“同”不足以为美。而对“同”的庄严追求与热烈享受，即“同”与“舞”的融合，则是审美，即“兴”。“兴”由“同”与“舞”两部分合成，就是先民们对个体生命的无限欢欣里所达到的对永恒的大同模式的占有和享受。这是舞中之同，造舞之同，有舞之同，即舞包容了同，“同”寓于舞中。理性之同消融在非理性之舞里，非理性之舞渗透着理性之同。[45][P125]显然，“兴”是原始人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其族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着原始人对理想生活方式、充分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寄托着他们超越现实而升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无限努力。
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仪式是一个社会和民族保持凝聚力的必要手段，也是个体寻求认同于集体的有效手段。作为社会化动物，每个人都有与团体、与自然生命相认同的热切愿望。在兴祭中，人们沉迷于庄严肃穆又热烈迷狂的集体行为中，跟着祭司一起表达他们与天地神祗融洽和合的愿望，个体融入到无差别的整体中，进而实现个人与集体的认同，获得集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因为原始人的个体力量极其弱小，离开众人之“同”便可能无法劳动和生存，因此渴望个体与个体凝聚一体，共同劳作，合力生存。个体存在只有汇集、融入到群体与天道中，才能生存发展自强不息。于是，首先便要人与人同，个体与集体同，即人人合一，进而走向人与自然的“同”，即天人合一。质言之，“兴”的根本内核就是“同”，是对“同”的庄严追求与热烈共享。它已超越了初级兴祭仪式中对个体生命力的渴求，而升腾为尽情体验现世的个体生命的热烈欢畅，并由个人存在推演融合为天人合一的共有和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