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2)
2013-08-19 01:04
导读：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叙二》） 然须跳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叙二》）
然须跳出窠臼外，时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则为人之贱仆矣。（元，陆辅之《词旨》）
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
前人未曾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开发言之，故贵乎其有是言也。（清，叶燮，《与友有论文书》）
上述引文，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文学创作中这样一种追求：不尚古，追求推陈出新。可见，“脱窠臼，标新异”是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家与文论美学对诗的理想境界的经营目标。
第二节 “奇”、“变”、“新”、“惊”：“新奇”诗论之表征
一．追“奇”崇“变”与“时标新意”：从形式与内容看“新奇”诗论之表征
作为一种诗学技巧和诗学的思维模式，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首先表现为对外在形式的追“奇”崇“变”，强调以形式的可感性来获得接受主体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因而也将其主调定格在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上。这种突显诗歌艺术美学的传统诗学精神，而使得古人更多地关注诗语的“奇”、“异”、“变”。
唐代诗僧皎然，极为注重诗歌艺术的“变”的思想，在对陈子昂“复古”思想进行批评，认为陈诗过于注重复古而疏于变化，致使诗歌创作流于质实板滞。在《诗式》卷五中，他明确指出，陈诗是“复多而变少”：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日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若变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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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皎然看来，诗歌创作中的“复古”与“通变”是相辅相成的，如只“复”不“变”，其结果便只会是陈陈相因的“相似之格”，甚至会令人“思扰神沮”。
以“变”为其诗体评价的主导倾向，皎然对晋宋之际谢灵运的诗作极为推崇，一再认为谢灵运“所作诗，发皆造极，……真在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容，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他之所以欣赏谢诗，主要就在于其所作是“诗之变也”。另外，皎然批评沈约“酷哉八病，碎用四声”,对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上的贡献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有唐以来“律诗之龟鉴”，其诗为“诗家射雕手”，究其原因，也在于沈、宋诗“复少而变多”。（《诗式》）可见，重“变”的思想在皎然的诗论中是一以贯之的。
元代诗论家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则自不俗”，认为诗人要获“不俗”之诗语，关键在于言他人之“未言”，语前人之“难语”。明代诗人袁宏道认为，文章的“新奇”，在于其没有固定的格式，并且“发人不能发”，并且，“句法、字法、调法”要“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这才是“真新奇”（《答李元善》）。另一明代诗人谢榛云：“作诗最岂蹈袭，若语之字简胜于古人，所谓‘化陈腐为新奇也’。”又说：“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说他人不敢说之事，道他人不肯道之言，为他人不肯为之事，才能使诗不落俗套，富有“英雄气象”。（《四暝诗话》卷二）以上都是指在诗歌创作中要对前在的文学语言或日常语言进行反拨，打破接受主体惯常的接受定势，创造出“新奇”的接受模式。
大学排名 对诗语的追“奇”崇“变”，不仅表现在诗歌艺术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的戏曲艺术中。
元代学者胡祗鹬在《黄氏诗卷序》中提出了戏曲艺术的“九美”原则，其中第九条原则就是要求在戏曲创作中要“时出新奇”，努力创新。他说：“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新奇”的语言，能打破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使人不能对所表现的事物一览无遗。在《优伶赵文益诗序》中，又说：“醯盐姜桂，巧者和之，味出于酸咸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袭故常，故食之间不厌，滑稽诙谐亦犹是也。拙者踵陈习旧，不能更新，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胡祗鹬以日常的饮食为例，指出我们每日的饮食都应有变化，如天天同一种口味，会“厌之”而没有胃口。戏曲创作也与之相同，在创作中应贵“新巧”，不能“踵陈习旧”，否则会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只有“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的演出，才能达到“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 [75][P65]的效果。沈德符在《填词名手》中言：“词之堪入选者殊鲜”；程羽文在《盛明杂剧序》中认为，戏曲创作中“不能直写”，应“曲摹之”；丁耀元在《啸台偶著词例》中提出词有“七要”，其中第一要即为“要曲折”，而第六要则云：“要串插奇，不奇不能动人（如《琵琶》，“糟糠”即接“赏夏”、“望月”又接“描容”等类）。”以上，也很好地说明了“贵新奇”是戏曲与
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将戏曲艺术的“新奇”、“贵变”理论化、系统化的是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李渔从多方面对戏曲艺术中的“新奇”作了深入的阐发：
大学排名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闲情偶寄•脱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