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4)
2013-08-19 01:04
导读：古今必传之诗，虽极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闪铄，使人不敢以平常目之。（清，贺贻孙《诗筏》） 诗家欲变故为新，只为词华最忌陈。杜牧好翻前代案，忌
古今必传之诗，虽极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闪铄，使人不敢以平常目之。（清，贺贻孙《诗筏》）
诗家欲变故为新，只为词华最忌陈。杜牧好翻前代案，忌知自出句惊人。（清，赵冀《杜牧诗》）
以上均可说明在中国古代诗人与诗论家的审美观念里，“惊人”是一个非常普遍且重要的价值尺度。好诗、佳句应该是能引起审美欣赏者的“惊赞”的。要使诗有“惊人句”，这就要求诗人在创作中要将“已知”“未知化”，通过对已有的事物、符号进行新处理，使之焕发出新的光照。这样，已熟知的客体在新的语境中以“异形”显现而得以“陌生”，旧的客体也因披上这样一层“陌生”的光环而得以复生。这种“陌生”的“变异”处理，自然能打破我们通常接受世界的知觉方式，使我们获得“惊奇”、“惊怪”的美感历险。
古诗人追求诗的“惊人”效果，崇尚诗语所产生的“惊奇”魅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诗的新奇作为艺术品能否流传千古的重要因素。宋代诗人王直方在总结前人诗论的基础上认为，诗歌只有“自成一家”，才能流于不朽，“宋景公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故山谷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诚不易之论。”（《王直方诗话》）与王直方同时代的魏庆之也同意此说，他引用了大量古人语对此进行了论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苕溪渔隐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人后。’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诗人玉屑》卷五）另外，明诗人袁宏道说：“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出，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与冯琢庵师》）叶秉敬说：“凡作诗者，绳墨必宗前人，意辞要当独创。若全依样画葫芦，便如村儿描字帖，恶足言诗也。”（《敬君诗话》）。以上都是以“惊人”与不朽为文学创作的价值旨归。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古代诗人追求诗语的“陌生化”效果,强调诗语审美接受上的“惊人”，其最终的价值旨归缘于让诗“传而不朽”的思想。这与西方对“陌生化”手法的追求是大不相同的。在什克洛夫斯基眼里，文本是一个自足的内在的世界，诗语的“陌生化”是为了让读者获得感受“陌生”事物的原初性，而对于文本的是否“不朽”，这对他们来说已不重要，至少没有上升到一种自觉意义上的追求。而对中国古代诗人们来说，诗要“惊人”就在于这种“惊奇”的审美效果能使诗作流传千古而不朽，这与西方对“陌生化”的价值追求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若对中西不同的价值观细加考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也说也是中西“入世”与“出世”思想的深刻反映。在西方，文人是很少参与
政治的，治学与治国是处在两种不同位置上。通过治学，通过学识的提高来提高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令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和不可思议的。而中国在这方面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文人眼中，“学而优”与走上仕途其实就是一码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学识上优于他人，被中国文人看作是“走入仕途”的唯一机会。“不仕不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仕进，在儒者是人生中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其实现现实物质生活的起码需求。曹丕高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愈呼吁“力行险怪取贵仕”，便是这一思想的最好证明。在这一思想的熏陶与影响下，讲究“文以致用”，追求创作的“一鸣惊人”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