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1)(2)
2014-06-27 01:14
导读：二、首次为汉语分出了语法类别，建构了汉语词类系统 《文通》词类体系一建立，其深厚的基础和极强的活力就日益显现，历经百年考验沿用至今。30年代
二、首次为汉语分出了语法类别，建构了汉语词类系统
《文通》词类体系一建立，其深厚的基础和极强的活力就日益显现，历经百年考验沿用至今。30年代陈望道分析过《文通》词类体系的稳固性〔3〕，80年代吕叔湘、王海棻仍说：“《文通》……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4〕孙良明也说：“汉语科学语法史上，词类划分及其定名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名称与范围的小异如‘代名词’和‘名词’）或小类的独立与合并（如‘数词’‘量词’有的归入形容词或名词）上。”〔5 〕并进一步指出《文通》对各类词的次范畴的研究也基本被继承下来。这都符合事实。《文通》词类体系的弱点大体有两种，一是马氏历史局限所致，如“把汉字和词用同一个术语‘字’来表示”〔6〕， 二是马氏未贯彻好自己的理论所致，如代词、副词包括范围过宽。前者随学科研究进展会逐渐启发后人不断探讨，后者由于马氏体系本身的科学完整，人们也较易有所纠正和发明。近百年来后人在词法学上的努力总体都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范围内。对马氏词类系统尽管“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而始终不能另起炉灶，原因就在其基础有两大柱石：西方科学语法思想和传统小学丰硕成果。马氏极认真地继承了中西文化两千多年创造的精华用以极认真地剖析古汉语语料，“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凡措字遣词，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博引相参”（10页），务使“古今文词经史百家……旁至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无有能外其法者”（17页）。其体系既是引进和继承，又是创新。他把全部古汉语的词分虚、实两大类就是范例。“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15页），“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19页）等等，认识到汉语以实词对应客观世界，虚词对应大部分语法结构的意义。实字“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11页），认识到实词的运用及其研究方法都决定于对应客观世界这一根本特点。“实字易训，虚字难释”（15页），“攻小学者……皆知其如是而不知其所以如是”（16页），这是传统小学未能达到系统、科学的高度所致，所以马氏说：“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虚字所助，不外此三端，而以类别之者因是以。”（11页）认识到虚词运用及研究方法都决定于词义退居次位结构作用升为主位这一根本特点，所以马氏的虚词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了紧密结合句法这一科学方法。马氏深知传统虚字研究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他极注意批判地继承这些成果，仅书中明确标出的就有《左传》、《尔雅》、《谷梁传》、《说文解字》、《广雅》、《文心雕龙》、《颜氏家训》、《玉篇》、《群书治要》、《经典释文》、《广韵》、《增韵》、《六书故》、《韵会》、《正韵》、《正字通》、《日知录》、《助字辨略》、《读书杂志》、《经传释词》、历代注疏及柳宗元、段玉裁、曾国藩等的论述，经爬罗剔扶，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例如他说：“‘乎’字，《说文》谓‘语之余’也，《〈礼·檀弓〉正义》云‘疑辞’也。语余者，助字也。疑辞者，传疑也。合两说而犹云传疑助字也，而究未悉其用。”（361页）“‘哉’字，《说文》谓‘言之间也’。 《〈礼记·曾子问〉正义》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辞。’《说文》之解不切，《正义》之解不全。盖‘哉’音启齿，其声悠长，经籍用以破疑，而设问者盖寡，用以拟议、量度者居多，而用以往复咏叹者则最称也。”（367 页）对传统充分继承而又以崭新的方法重新研究的态度贯串全书。鲁迅曾以“煤的形成”喻“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7〕科学的前进又何尝不是如此？ 多少代人的努力才换来艰难的一步，而马氏的词类研究，就是这样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