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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1)

2014-06-27 01:14 作为科学的语法学的一部分，汉语的词类研究是从《马氏文通》（下称《文通》）开始的。《文通》词类理论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实际影响极深，然而它又是人们指责马氏“机械模仿”的重要证据。80年代以来在语法科学总体迅猛发展的“盛世”，词法学方面，历史却出现了与30年代极相似的状况〔1〕：否定马氏的人拿不出足以取代《文通》的词类理论，继承《文通》的人又无法根本摆脱马氏的框架。为走出词类研究的迷谷，有必要追本寻源：究竟应如何评价《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一、为中国学术引进了语法科学的重要观念——词类
《文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语法学系统，尤其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观念——语法学的观念，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方法，使国人看到：古老的汉语竟可以用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并指导人们使用。马氏说小学一端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则古无传焉。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0页， 以下仅注页码）这种关于语言文字学中应有语法学地位的主张对于中国传统语言学恰恰弥补了薄弱的一环也是中心一环，确令人耳目一新，由此引发了中国学人的语法学兴趣。而词类的观念，就是这新观念的重要部分，故《文通》出版后的最初几十年，语法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词法研究上。马氏引进语法学观念，是基于他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人们指责他没有全面引进西方理论语言学，纯从实用出发比附“葛朗玛”，这并不符合事实。“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12页）“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 ”（9页）等等，都是透过语音文字的迥异看到人类语言深层尤其是语法上的共性及其哲学基础，此中还有他本人精通古汉语和西方古今多种语言而“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11页）的比较研究，显然已有语言类型学的萌芽了。汉语词类在世界语言中最具特殊性，马氏对汉语与印欧语在词类上的巨大差别在《文通》中多有论述，然而他却仍将西方语法中的词类观念引进汉语研究，若非对语言本质有非凡的洞察、对汉语特点有极深的理解，单凭盲目崇信是难有这种胆略的。在语言类型学已证明一切语言都有词类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更加佩服马氏的理论卓识。《文通》说：“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13页）等等，都已认识到汉语语法简易的特点根源于词类不借助形态因而组合极其灵活，汉语轻形式重意合的特点首先表现在词类上。但马氏也十分清楚：汉语的特点不但没有否定语言共性，恰恰能为语言共性所解释并在更高层次上被包涵，所以马氏断言他能“因所同而同夫所不同者”（12页）。”马氏说“字字相配必从其类”（15页），“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疆庶有定准”（11页），“类别而后进论夫句法焉”（15页）等等，清醒认识到词类是整个语法规律的基础，语法分析必须从词类入手。这已为近百年的研究所证明，词类概念一经引进就成为科学语法的核心，语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次大讨论，主题就是汉语词类。80年代以来句法学的发展，又继续呼唤着词类研究的深入。马氏的成功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先进分子致力于吸取西学以自强的时刻，马氏的“语言救国论”正是对“科学救国论”的补充，与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殊途同归而又对其有启蒙作用。从语言学自身说，既反映一种信息载体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又继承了传统小学的致用精神。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后来同样重视语法学〔2〕， 现代史上白话文运动和新中国初期工农学文化高潮两次构成语法学前进的大动力，近百年来总是教学语法的普及推动科学语法的提高而几乎成为规律，这些都是马氏“识当时之务”（14页）的佐证。至于马氏论普遍语法时一些过甚之词如“历千古而无或少变”（9页）等等，是在学科开创之初为让新观念能够在古老的土地上扎根，从讲究引进艺术的角度看也就可以不必过于指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