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潮汕赋》看新时期文学使命的变迁
2014-07-26 01:06
导读：语言文学论文毕业论文，从《潮汕赋》看新时期文学使命的变迁怎么写，格式要求，写法技巧，科教论文网展示的这篇论文是很好的参考：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日益边缘化，文学的发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日益边缘化，文学的发展日趋艰难，究其因，文学使命的缺乏是因中重要的因素。本文以《潮汕赋》为例，分析了其作品中孕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指出新时期文学使命变迁的意义，认为文学使命变迁要健康发展，必须发挥政府、文学团体和文学家的力量，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需求。
关键词：
文学使命 变迁 审美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文学的发展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当前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严重的媚俗化倾向，集中表现在一些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一些男欢女爱，暴力血腥乃至乱伦通奸场面，往往通过这些世俗的场景达到刺激消费者的视觉和听觉，引发读者关注的目的。一些文学作品和作家往往缺少应有的文学使命感，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商业味道和利益博弈，很少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和文化变革成果。文学使命的变迁成为文学发展过程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潮汕赋》体现了较强的文学使命
陈少慈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凭着多年来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的经验，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在不长的时间拥有了在常人眼里看来不菲的家产，照一般人看来应该满足了，陈少慈感到当前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远远未发挥自身的使命，而要发挖掘这种使命感，让潮汕和潮汕文化推向世界，增强潮汕文化的影响力，谙熟传统文化的他，把目光放在了赋这种古老的文体上。于是，他将自己的产业放置一边，倾全力扑在辞赋中不能自拔，“……为了写好赋文而荒废了自己投资的产业，不顾倾家荡产去拜会名人才晋，逐个虚心求教于各类文史哲大家……”数年来，陈少慈倾注全力，投入《潮汕赋》的创作，终成正果。对此，他无怨无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自己的创作体会，陈少慈说：“潮汕是水乡、侨乡、商贸之乡，自古闻名于天下。一千多年前，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到潮汕当刺史，播下了文化火种……但从古至今，却没有一篇真正介绍潮汕的辞赋。“我就是要通过带头创作《潮汕赋》，填补历史上潮汕无赋的空白，改变外人认为潮汕人没有文化，只会经商的印象。”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短短数百字中所透出的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人叹服！而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自豪之情！而这一切，无不基于作者身上所具有的深深的文学使命感！
从陈少慈的《潮汕赋》的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对文学使命的理解和恰当的诠释。“风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贤，功勋无量。”聊聊十六字，就把数千年来潮汕的英雄人物和豪杰名流悉数囊括在内。“潮人当今，千千万万。根扎广宇，四海和颜。五洲共济，百业辉煌。尤以商贾，驰名宇环。”这段更是通过琅琅上口的骈偶句道出了潮汕的“侨乡、商贸之乡”的特色，最后的““三江水汇脉相连，傲骨花开四海妍。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更是对潮汕的地理人文优势和美好发展前景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总结。试想，任何稍通文墨之人，对潮汕社会经济发展有所了解的人，岂能不为潮汕地区悠久灿烂的文化、秀美奇异的山川、极其诱人的发展前景所深深迷醉。在充满韵律美、充满色彩美的华丽的词章中，我们读不到一丝一毫的浮华之气和萎靡之态，有的只是充盈其中的健康的精神，向上的力量！而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厚重的文学使命使然。因为在作者的字典里，没有过多吟风弄月的概念，有的只是对百姓黎民疾苦的深刻体察，有的只是对潮汕一草一木的深深的爱恋，有的只是对潮汕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殷切期盼！《潮汕赋》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潮汕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过程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潮汕文化向世界推介的道路上，陈少慈和《潮汕赋》更是赋予了较强的审美体验和教育导向作用，发挥了文化的辐射作用，真正体现了赋的文学使命。正如《岳阳楼记》之于岳阳，《滕王阁序》之于南昌，《潮汕赋》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已经被各大网站搜索引擎收录，成为中外人士了解潮汕的一个窗口，在宣传潮汕形象、招商引资、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文化品牌日益重要的未来，《潮汕赋》必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文化推介作用。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陈少慈因《潮汕赋》在中国辞赋界崭露头角，获得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一致的肯定和褒奖。“《潮汕赋》……填补了以赋的形式推介潮汕人文地理景观的空白。”对于《潮汕赋》的所体现的文学使命，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艺报主编辑郑伯农给予了高度评价。[1][1]
二、文学使命与赋的发展变迁
文学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相对独特的审美活动，娱乐功能是其功能之一，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一样发挥着它的娱乐作用，如一些剧本、小说等文体，产生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但文学作为人类多种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它应该也必须与人的基本生存要求相适应，必须要适应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学使命。尚书云：“诗言志”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说：“诗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2][2]都形象地说明了文学在社会历史发展变革过程中所肩负的独特的使命。因此，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文学家不应该也无法将娱乐性与理性、娱乐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完全对立起来，文学在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同时，不能排斥文学家理性的思考和社会性的内容的渗透。而从赋的发展变迁过程来看，新时期文学使命的变迁更是必须。赋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始于战国，兴于两汉，在中国的赋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杨雄的《蜀都赋》都在传统文学的殿堂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至于后来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赋中的代表作，在千年历史天空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赋更多时候是上层统治阶级和骚人墨客饮酒歌舞的助兴之物，其娱乐作用要远甚于教化作用，司马迁批评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即使是赋的集大成者扬雄也将赋贬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焉”。[3][3]在封建时代，相比较其他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