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2)
2017-04-03 01:03
导读：上述大生纱厂招股集资过程中的艰难情状，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中，张謇以经历“四险”的方式作了 总结 。但是问题在于，大生纱厂的招
上述大生纱厂招股集资过程中的艰难情状，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中，张謇以经历“四险”的方式作了 总结 。但是问题在于，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为何如此之难？张謇的集资难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顺利招集到资金兴办企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无疑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张謇招股难的原因，此前也曾有部分 研究 者试图作出回答。如大生系统企业编写组撰写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认为大生纱厂集资难的原因一是“当时通海一带风气还比较闭塞”，二是当时上海“华商各纱厂面临外资纱厂的竞争，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三是“外国资本的侵入，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 工业 的发展”。并认为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抑下，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艰难而曲折的形成过程” 。也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社会资金的资本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一般而言，这些回答都没有错，但这些回答却无法解释为何仅仅时隔一年，当大生纱厂开工有了利润后，原来难以收足的商股即迅速得以全部收足。 1901年张謇等人作出“另招新股二十万”的决定后，又是时隔一年，1902年即成功达到“新集股本20.75万两”。也在这一年，张謇将盛宣怀领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机领来，与过去领的一半官机一样仍作价25万两，使得1903年大生纱厂的新旧官机折价达到50万两，而同时，大生纱厂的商股集资也同样有大幅度的增长，已增加到63万两，新旧股金合计达到113万两。 1904年，张謇进而筹备大生分厂，从1904到1907年3月开工，“中间仅历二十九月”，而资金方面却“已收足股本八十万两”。
中国大学排名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因不肯帮大生纱厂筹资而与张謇不睦的桂嵩庆也趁1904年大生纱厂“复集商股”时“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2个月后，还写信给江督刘坤一告张謇的状，说什么“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那里，那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至此，“亦入股一万两”。
显然，张謇在大生纱厂开工前后招股集资的境遇有如天渊之别。大生纱厂开工之后招股集资顺利的情况，可以从纱厂连年获利上得到解释。 那么，此前的招股集资难应该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张謇之所以在筹办大生纱厂时招股集资如此之难，与他的身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张謇的身分使得他在大生纱厂开工前的招股集资过程中饱经磨折和困难。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895年即大生纱厂开始筹办之前中国兴办近代机器大工业企业的过程。此前中国出现的机器工业企业，可分军用和民用两种类型，军用企业均为官办，资金由政府拨付，产品由政府调拨，在此可不置论。能够有能力兴办民用企业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有职有权的官员，他们可以通过职权奏拨或借拨官款，解决兴办企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待办有成效后再筹还官款或招商承办。象漠河金矿、电报局等企业均如此。在这里，官员对企业的命运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备办铁厂，企业未成而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张之洞将铁厂迁到汉阳筹办，这种厂随人走的状况就是典型之一例。就是张謇得以领用的折价纱厂官机，也属这种情况，这批机器是张之洞在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借瑞记地亚士洋行的款项所定，“机至上海运鄂，鄂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 同样是厂随人走。 另一种能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的人则属有洋务经验，自身又广有资材的买办商人。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兴办机器工业属于办洋务范畴，买办商人长期周旋于洋人和洋行间，熟悉西方事物，在多年的买办生涯中又集攒了巨额财富，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招股集资方面有着其它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尤其当买办已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募集股份开办近代企业方面，往往通过“因友及友，辗转邀集” 的方式，就能筹集到巨额的社会资金时，这种作用就更为明显。轮船招商局开办半年后不得不进行改组，由买办商人唐廷枢和徐润取代在招股方面一筹莫展的沙船商朱其昂，使得招商局的招股情况迅速改观，“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过程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前道员彭汝琮就因为在“召集股金上缺乏号召力量” 被李鸿章斥退。在改用买办郑观应“总持大纲”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局面同样迅即改观，“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竞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