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4)
2017-04-03 01:03
导读：那么，作为当时当事人的张謇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中，张謇有一段话比较清楚的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崇明
那么，作为当时当事人的张謇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中，张謇有一段话比较清楚的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崇明分厂开工六届的帐略说略进行总结时，表明：“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万一千四百七十余两。开办费所谓九万六千五百四十余两，非纯费也，官利居多数也。……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终，又付官利十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而两届之亏，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余两，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在这里，他首先确认了官利分配对企业结算的影响。但是，他对有人提到国外没有官利制度这一点却并不表赞同：“有谓泰东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营业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奖若干，无所谓官利，即无所谓馀利。……虽然，各国自有习惯，有他国之习惯，乃有他国之公例，乌可以概中国？”接着的一句话，表明他对中国有官利制度的真实想法，“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显然，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张謇对官利的评价并非仅仅从分配的角度下断语，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含而未发的内容。
确实，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条件和要求。严中平先生认为，“官利制度显然是这个 时代 的通行制度，各公司无不如此”。 严先生在这里虽指的是纺织企业，但据笔者对此问题的接触，官利制度确实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中。1872年成立的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其发行的股票上就明确标明：“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招股集资兴办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热潮，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当时留存下来的 文献 中，绝大多数企业的章程或股票中都有关于官利的明确规定。如《申报》1883年1月14日刊登的“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中，关于分配股息的第四条即规定：“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壹分，下余花红银两，以二成酬劳办事诸人，八成按股均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的第六条中有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章程中有“股本宜提官利也。今集股四十万两，官利照禀定章程周年一分起息，每年共计九八规银肆万两”的规定。山东登州铅矿的招商章程中有“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熔炼发售之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 的规定。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的章程中同样规定有“本公司股本官利议定长年一分”。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官利制度并非仅仅存在一时，而是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规章制度中，仍然有相当部分企业明确标明了这种规定，只不过将“官利”“馀利”的名称改变成了“股息”和“红利”。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可见，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面向社会筹集资本时不得不面对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并非始于大生，亦非结束于大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制度呢？一般来说，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种种原因，也必然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种种规定性。官利制度的存在也不例外。从根本上来说，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资本较为缺乏，是一个高利贷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资金的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 金融 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上述大生纱厂筹办期所借钱庄贷款月息达一分二就是一例。而且，这种高利率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据日本人1910年的一份调查，中国23个主要城市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各地金融机构放款利率（年利.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