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3)
2017-04-03 01:03
导读：而张謇此时的身分却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 他虽有状元头衔，却未授实职。他的身分虽然如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所说，是“介官商之间，
而张謇此时的身分却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 他虽有状元头衔，却未授实职。他的身分虽然如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所说，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 但实际上却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职有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有经办洋务经验的买办商人。同时，他的家境不富裕，在筹办大生纱厂时，“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 支撑 。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中，他也只不过入股2000两，其中有700两还是沈敬夫借给他的。 也就是说，在面向社会招股集资筹办大生纱厂时，张謇的身分既非属于社会已经认可的能兴办近代企业的两种人，也不是富人，“资信”度 自然 很低。在世人的眼中，他虽然1894年得中状元，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介书生，不仅没有钱，而且没有办洋务的经验。他兴办企业的路刚刚开始起步，还没有成为现实。他兴办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才干还没有在公众面前显露，没有被社会认同，招股集资自然缺乏号召力。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认识，1907年在股东第一次常会中他回忆筹办大生纱厂的经历时就承认：“正厂初办，下走无状，不能得世界之信用”。“既不能昭布信义、集累亿之赀，又不能速取捷效、执谗谤之口，独立搘拄，呼助无人。” 因而，当沪董潘鹤琴、郭茂之因在上海招股困难要求退董时，张謇“虽恨潘、郭之狡”，但因自己“本未有可以为世信用之实，又何尝不内讼”的原因，因而也“未尝不原其怯。”
当然，在大生纱厂迭获利润，张謇也“稍获资本家之信用”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张謇在筹办大生分厂时，“不一年而得投资者六十余万”的事实就是鲜明的例证。此情此景，也难怪张謇会感叹分厂的创办与“通厂（大生纱厂）之集股，难易迥殊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张謇的状元身分和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身分，以及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朝廷大员的关系，可以使他得到“总理通海商务”的权力，得到“官机折价入股”的优待，在资金极端困难时得到张、刘等大员要求地方官员将公款拨存大生纱厂等特殊优惠。但是，当张謇面向社会招股集资时，他不是有职有权的官员、没有买办商人的经历、自身也缺乏资财、“资信”度不高的情况，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经济 规律 面前，导致招股集资磨难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上海纱厂败坏”和外资竞争等情况只不过加重了他招股集资的难度罢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謇性格中难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挠的意志，如无他的这种意志和坚强的决心，大生纱厂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办起来的。
2. 怎样看待“官利”制度
在大生纱厂和大生系统企业的分配方式中，普遍实行“官利”分配制度。“官利”又称“官息”、“正息”。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凡股东一经入股，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均需按年利八厘起息。在结算时，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不足，即谓之亏损，有馀，再分红利。由于企业从筹办到开工一般均需几年，而这几年中不可能有利润，为支付官利，企业往往需“以股本给官利”，或“借本以给官利”。 大生纱厂筹办期的四十四个月中，资金十分紧张，除“应归入成本”的费用外，“用去不返者止五万余”。其中，“各股官息”即占“一万七千余”， 合三分之一强。这个事例，就是官利分配在企业筹办期加重企业负担加据资金紧张状况的典型一例。
正因官利具有这种性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对其持否定态度。如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度减少了大生“企业的资本积累，增加了企业的困难”，是大生企业集团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有学者认为，“它对企业的正常发展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企业素质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大生纱厂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日益蚕食大生资本的积累”，“从内部蛀空了大生纱厂”。 还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扭曲企业制度，……尤其是利润分配问题，直接导致企业实施‘有利尽分’政策，祸害企业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