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5)
2017-04-03 01:03
导读：主要地区|放款利率|主要地区|放款利率 平均|12.5-14.8|湘潭|6.0-7.2 营口|9.6|沙市|12.0 北京|6.6-12.0|宜昌|12.0-18.0 天津|8.4-9.6|重庆|10.0-12.0 芝罘|10.0-20.0|南昌|11.0
主要地区|放款利率|主要地区|放款利率
平均|12.5-14.8|湘潭|6.0-7.2
营口|9.6|沙市|12.0
北京|6.6-12.0|宜昌|12.0-18.0
天津|8.4-9.6|重庆|10.0-12.0
芝罘|10.0-20.0|南昌|11.0
上海|7.2-9.6|宁波|6.0-8.4
汉口|9.6|福州|8.0-20.0
镇江|8.4-9.6|厦门|10.0-25.0
南京|12.0|汕头|12.0
芜湖|12.0|温州|15.0-30.0
九江|9.6-18.0|广州|18.0-36.0
长沙|9.6-11.0|梧州|12.0-15.0
资料来源：“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50号。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科学 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6页。
从这份调查表调查的23个城市来看，放款年利最低的为6厘，最高的为3分6，“其平均利率大约在12％－14％之间，与欧美各国比较起来看，其利率之高，实在惊人”。“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本”，“因此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然后招募股本才有可能”。 这是日本调查者站在圈外的评论。 1914年，张謇在就任农商总长任后向国务院提出的奖励工商业法案中，关于这一点也有相同的看法：“吾国利率常在六厘以上，银行钱庄定期贷付之款，有多至九厘或一分以上者。各种公司招股，有定为官利七厘或八厘者，此无它，市场之情势然也”。原因是“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之故。
可见，近代中国普遍存在的高利贷，是官利制度必然产生的前提。在近代中国，要成为企业家，要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时，面对的社会现实，就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高利贷利率。要改变社会资金的一般流向，改变传统的投资途径，使出资者愿意把资金投向企业，把资金投向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不熟悉而又有一定风险性质的事业时，只能在当时社会环境规定的条件下，靠自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和适当的调整，否则不仅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而且会使自己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张謇“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的感叹背后所隐含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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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謇虽然发出这样的感叹，并不表明他赞同官利制度。实际上，当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很快推出的《公司保息条例》，正是他力图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实行“保育”，希望以国家的财力给企业三年筹办期以补助，改变官利制度，改变企业在筹办期因无利润而用股本支付官利对企业形成的不利状况。他在“与财政部会拟保息条例给大总统呈文”中说：“凡民间集股结合公司，三年之内，多不能获利，以现今金融之耗竭，利率之腾贵，使投资者三年之间，无利可收，则群情观望，企业者无所藉手，商业之隆，盖无可望”。因此，“今以保息之法，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结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冀投资者对于将来，有无穷之希望，对于现在，又有自然之收入，庶几集股较易，而公司之成立较多，公司当三年之内，不须剥蚀资金，以应股本之息，则发达较速”。 然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窘，张謇制定并极力想推行的这项措施，并未得以实行。官利制度也便依然得以延续。
可见，官利制度之设，是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环境条件的派生物。它既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企业家为向社会筹集资本、适应社会而作出的一种“改革”。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朱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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