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1)(4)
2017-08-10 05:38
导读：抗战期间，军费开支剧增，而增税缓不济急，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的极端困难，在举借外债的同时，还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使战时国债问题的讨论成
抗战期间，军费开支剧增，而增税缓不济急，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的极端困难，在举借外债的同时，还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使战时国债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放钧的《我国之国债问题》（《中国经济评论》1939年第11期），王丕烈的《我国战时的内债与外债》（《政治建设》1940年第3期），慕公的《战时国债之动态》（《商业月报》1940年10月）（注：参见张侃《中国近现代外债制度的演变》，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11月，第2页。），郑孝齐、朱嵩岳的《战时国债之统计分析》（1943年12月），尹可权、刘凤公的《我国战时公债》（1945年）。郑孝齐、朱嵩岳的文章认为，战时国债发行不多，销售亦不畅，故其收入在国库收入中并不重要，平均每年占百分之一左右，主因为物价上涨而公债利率太低之故[12]（p.322）。尹可权、刘凤公认为，我国八年来所发行内债共有15种，其中法币内债占12种，债额达100200万元，外币内债2种，即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但战时内债自抗战第二期开始，销路渐成问题，直接向国民推销之数不多，大多向银行抵押，造成通货贬值，公债平衡财政赤字之作用也因之大减[12]（p.375）。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为纪念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于1943年11月发行了《十年来之公债》的小册子，对国民政府1933-1943年间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该书虽然不乏对孔祥熙的溢美之词，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和统计数字对我们今天研究战时公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13]。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的全面爆发，经济建设未能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展开，而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凋敝，这引起了当时经济、金融界人士的忧虑，希望通过研讨民国经济史以对起衰振敝、救国裕民有所裨益，银行周报社和中国通商银行分别借成立30周年、50周年之际，就民国以来的财政、金融、水利、交通、农工和矿商发展情形，写成《民国经济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两书都有关于中国公债的专题，分别为邬志陶的《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和陈炳章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邬志陶通过对民元以来我国公债政策三个阶段的回顾，认为自民元至1937年，公债在我国财政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抗战发生后因受经济环境所限，公债在我国战时财政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14]。陈炳章则利用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的便利，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自前清至战后的中国公债资料，分五个时期进行评述。陈炳章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内债、外债还是庚子赔款，都是由内忧外患而起的。民国成立后，因军阀内战连年，举债愈滥，债信愈堕；至国民政府成立，因筹措军需、办理善后以及经济建设等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资因应；而抗战以后所举之国债，为数较巨，但因战区扩大，货币贬值，终难实收宏效；抗战胜利后，各地政局未定，灾患频仍，对于推销公债有很大不利影响[15]。此外，贾德怀的《民国财政简史》和马寅初的《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问题--理论与现实》对中国的内债史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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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债资料整理和研究尚称不上完善，时人的研究主要是分段性和专题性的，缺乏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整体性研究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新版。其中"代序"《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另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以《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任静吾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注：参见《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所载。）和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注：参见《光明日报》1965年9月13日所载。），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即使在经济史、财政史和金融史的教材、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论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大都把旧中国内债作为"四大家族"残民以逞、盘剥民众的发财工具进行批判，未能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结论也时有失之偏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