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1)(5)
2017-08-10 05:38
导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债发行，运用公债（包括内债与外债）工具为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服务。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公债问题的极大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债发行，运用公债（包括内债与外债）工具为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服务。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公债问题的极大兴趣，有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与此相联系，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有了较快发展，这首先体现在有关研究资料的大量刊布上，如：（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该馆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其中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000年版。）。在第三辑《财政》分册中，辑录有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债、外债档案资料，是研究1912-1927年间中国内债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辑录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包括"国民政府筹借整理内外债方针政策与组织机构"、"内债"、"外债"、"内外债整理概况"和"附录"五部分；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辑录的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外债概况、中央公债、地方公债和外债等情况；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辑录的是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债的发行及偿还等情况。（2）《金城银行史料》。该书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录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创立起到1952年为止的有关资料。可供本专题参考的主要是"经营公债有利可图"、"金城银行公债库券明细表"、"公债买卖投机实例"、"以公债为押品进行放款"等有关内容[16）。（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选编，辑录的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货币的有关档案 文献 、报刊资料，但对研究近代中国内债也有较大帮助[17]，儿（4）《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由
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虽然名为"外债档案史料"，但第二卷的有关内容如"1928-1945年财政状况"、"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抗战时期的债务状况及处置"、"1945-1949年的财政及债务状况"等，对内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18]。此外，可供本专题研究参考的相关性资料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学者们在充分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论者仍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较多地强调旧中国内债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财政支柱之一"，"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作为一种历史陈迹还保留着它的丑恶形象"[19]（pp.58-63）。具体到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内公债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行内债，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被迫的'、'克制的'、'建设性'的借贷，而是直接用于内战、不遗余力对人民残酷的掠夺。"[20]（p.3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向比较客观和公允。如金普森、王国华在其连续发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之内债》和《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两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的内债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内债政策，从债务结构、债务信用、发行条件和债务用途的前后发展看，是有进步的，比较成功的"，"巨额内债的发行与流通对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后来顺利地进入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很少重视经济发展，这既有当时的实际困难，又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21]（p.88）学者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时，能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借公债筹款情有可原，内债也的确在抗战财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不能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反而是'有权者发财'，它的财政政策包括公债政策又是失败的。"[22]（p.87）对此，赵兴胜也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由于公债政策运用上的非持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是算不得成功的[23]。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在其最近发表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中，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旧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若干思考[24]，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